“新媒体”成为当下全球数码时代的独特标志，其命名伴随着社会形塑、资本畅通与美好未来的拟像视界，以史无前例的万媒齐飞的方式与速率在运动。“新媒体”带来环境与人的关系的新观念，也为历史研究搭建跨界运动的新平台。把媒体作为审视历史的方法，能把观念与技术的辩证关系放回到天平上反思一些思想史文化史上的神话，对于各种文化理论也会有一种批判的整合。宋代印刷术的流行是一个节点，当四书五经可从书坊购得，经典的官方垄断被打破，其阅读和理解被私人化，于是有了话语与学派的竞争，宋代理学得以兴起。朱熹编《四书》标志着历史观念的革新，是一个时代的社会运动的结果，其《朱子语类》在印刷、口语记录及经典传授方式等方面都显出媒体带来的变革。媒体是方法，是运动，之所以“新”，乃新观念与新技术在特定时空中的撞击与裂变，产生的“势力场域”给政治、伦理、文化与象征等各种“资本”注入新的动力，围绕着新的轴心组合与建构。

宋代印刷术的流行，使得经典的官方垄断被打破

从传播学角度看，“城市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最近黄旦认为1872年创刊的《申报》标志着“上海进入了新媒体时期”。《申报》以“新报之事，今日之事”这八个字作为口号，把报纸与城市空间相勾连，一面在报纸版面上可看到论说、商业、社会新闻、广告等一字排开，一面与之相对应，城市“基于各种网络的流动和交换，是八面来风，五方杂处的中心地：货物、人员、服务、文化、记忆乃至于新闻等，无一不在流动交往之中”。报纸还为“骚人韵士”提供“短什长篇”的发表园地，由此孕生出一种新型的洋场才子（《城市传播：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页223-236）。的确，这些年来有些文学史学者从报刊杂志、广告等传媒来考察文学的历史形态，就不再局限于作家作品的批评，而把文学看作话语或风格竞争的场域，更延伸到与城市文化的联系，但视野似乎还不够宽广，还需要把文学传媒所涉及的政治与美学、性别与阶级、真实与虚拟等方面与社会现状、文化空间、权力关系及其历史流变相联系，而作一种有机动势的描绘。

本文试图将“新媒体”作为一种方法来回顾民国初年的文学文化。所谓“民初”指民国建立之后七八年间，即五四之前，尤其以1914—1915年间30余种文艺杂志及其创办者——大多属南社知识人——作为基本材料，着重在文学与艺术的话语场域、都市大众传媒与社会运动的关系中考察他/她们的身份转型。
先让我们看1914年9月《中华小说界》杂志刊出一幅题为“世界将来之伟人”的图片，图案是中心一小圆，外围一大圆。小圆中一中国男孩，外圈12小圆各有一小孩，分别标为英、俄、意、美、法、德、比、日等12国名。《中华小说界》由中华书局创办，沈瓶庵等人编辑。以儿童代表世界未来是个俗套，而这张图里中国小孩居世界中心，具想象色彩，但出现在民国成立后不久，则代表了由于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千年帝制而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信心与自豪。

“世界将来之伟人”，《中华小说界》1914年9月

这或可说是一种大众娱乐幻象，但它表达出一种心态，与该杂志《发刊词》中“精神自奋，有高尚之理想”的宗旨是一致的。这与弥漫于晚清时期面临列强瓜分的“亡国奴”心态大不相同，与鲁迅所深恶痛绝的“麻木”的“国民性”也大异其趣。《中华小说界》上另有“各国美人图”，分别是中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4张美女图，也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意思。当时社会上流行自由恋爱，文艺杂志常常刊登西洋男女浪漫恋爱的图像来作示范，也常常把中国人的爱情图并置在一起，这么中西合璧也是提高自信的一种文化策略。

“中西爱情图”，《眉语》第4期，1914年

的确，从民元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收到各地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大量来函来电来看，对于新国家诞生的自豪、兴奋与期盼的表述一洗“专制”时代的屈辱与悲愤。《临时约法》中“言论自由”的许诺给社会释放出巨大的活力。正是从“革命”到“共和”的观念转向，民初的上海文化空前繁盛。就文艺领域而言，短短数年里报纸副刊与杂志如雨后春笋，从1909年包天笑主编《小说时报》起至1919年，据范伯群先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新版，2010）的统计，文学杂志将近50种，如果参照顾文勋、饭冢容《文明戏研究文献目录》（日本好文出版，2007），还包括《歌场新月》《戏剧丛报》等戏剧杂志。另参照刘永文的《民国小说目录》（上海古籍，2011），数量上还不止这些。仅1914这一年出现的就约30种，主要有《民权素》《礼拜六》《中华小说界》《小说丛报》《新剧杂志》《香艳小品》《女子世界》《眉语》等。

民初“新媒体”的基本特征是文学艺术的综合性及其印刷技术的革新。在晚清以来城市传媒发展的基础上，这些副刊与杂志集文学、戏剧、美术和电影为一炉，以消闲娱乐为导向，大多以西画风格的名花美人为封面，内容有关中西文学、时尚服饰、戏剧与电影，如《礼拜六》上的美国女游泳家、电影制作等图像。此时每日十几个舞台上京剧、新剧及戏剧批评十分兴盛，电影也在逐渐普及，这一波以日常生活与娱乐为导向的新媒体成为文学与艺术跨界互动的“感知场域”（perceptive field），促进了感知认识的现代转型。

（节选自《民国初年新媒体与社会文化力量的崛起》，刊于2017年02月24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作者：陈建华
编辑：刘力源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