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春天之前，大多数中国人可能对“开放式”、“封闭式”住宅没什么太大概念，直到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表示要推行“街区制”。

让规划师们解释“街区”，简单说就是以城市道路所围合的街区来组织住宅和公共使用设施，而且道路之间的距离都在200米以下。“街区制”是传统城市，尤其是中心区布局的基本模式，传承已久，上海过去的租界以及“越界筑路”地区基本都是如此。据孙施文介绍，有意识地通过规划运用“街区制”模式来成片建设新开发地区，主要开始于19世纪中期的西班牙巴塞罗那。

与“街区制”相对应的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带围墙、带门禁的“封闭式”小区。“封闭式”小区在国外也有，占地较少，往往是富人区。如此普遍和大规模的分布，基本算得上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于海将它们比作一个一个“黑洞”:“城市的连通性被切断，只剩下几条干道，车和人都被赶到了一块，缺少层次和纵深。”

想象一下:四条稍宽大的马路围起来一个住宅区域，里面有纵横交织的小路，每条都可以构成街区，社交的活力、交通的通达性、景观的丰富性都呈现其间。“上海最有代表性的里弄住宅也是一片一片，因为有支弄，里面四通八达，自行车完全可以穿来穿去，可是现在也都封掉了。”于海认为，城市可以搞过境式的快速路，但中心城区需要很密集的路网，服务于不以速度为基准的行人、自行车和公交车，“如果是街区制，我最先想到的一幅画面就是，大量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哗，一下散开，伸到‘黑洞，的腹地里面去了。”

随着“街区制”的热议，简·雅各布斯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也被频繁引用。这本被麻省理工、哈佛等名校列为必读，视为挑战传统规划权威的著作，一度被奉为规划界“圣经”，甚至被誉为“不仅在规划城市，同时也在规划人”。作为一名记者、编辑及日常观察家，雅各布斯生动描绘了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的街区图景，分析了城市不安定的因素，从而引发关于城市的需求及衰退、更新的思考，“人行道不知道起自何方，伸向何处，也不见有漫步的人。快车道则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她在书中亮明态度———“街道和人行道，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器官……是城市规划的一个中心问题”，进而论证了小尺度街区及密路网的必要性。

英国典型的“街区制”住宅

雅各布斯认为人行道有三大功能:安全、交往和孩子的同化。她还发明了“街道眼(street eye)”一词———街区会自发地形成一种防卫机制，外来者的进入将受到“监视”和约束，所以有保障安全的作用。不过，这一主张遭到了芒福德的质疑和反对，他于1962年在《纽约人》上发表《雅各布斯大妈的家庭疗法》，对其进行抨击，并举例说明满是行人的拥挤街道并不能“阻止”犯罪的发生。芒福德还回忆说自己在孩提时已经走遍纽约中央公园，但成年以后却不敢了。他认为让中央公园变得不安全的并不是纽约建成环境的设计模式，而是“整个大都市生活模式逐渐趋于异化……这种异化与大都市的庞大规模、物质性、拥挤和无序有关”。

对居住安全性的考量，于海认为有两方面:一是自家安全需要，一是区域安全需要。“满足第一个方面，就是每幢楼都有门禁，入户还有防盗门;但一个片区的安全需求实际上被我们夸大了”。在他看来，用围墙把一片区域围起来就能表示安全的话，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毕竟归根到底要靠整个城市的安全保障。孙施文也赞同“围墙”跟“安全”没什么必然联系，“在同一地区，围墙外面的犯罪率不一定比里面高，现在很多小区也并非完全封闭，进去又不严查身份证。我还跟人开玩笑说，有围墙无非就是逃跑的时候不方便。”

孙施文坚持犯罪率不是空间形式的问题，“不能证明这么去做就会没有，不这么去做就会提高，安全与否是整个社会在某个区域的体现。”他同时也对雅各布斯的“街道眼”提出了疑惑，指出有把城市变成熟人社会之嫌:“城市本来就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熟人社会其实是乡村文化，‘街道眼，的实质就是在排斥陌生人。所以从防止犯罪或降低犯罪率的角度来讲，雅各布斯又走上了物质空间决定论的老路，而物质空间决定论正是她在批判现代社会规划时所重点批判的对象。在芒福德对雅各布斯的抨击中，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意见》还提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也引发了很多人对交通安全的忧虑。

刘士林提醒我们，中国之所以长期以来解决不了交通问题，主要在于选择的是填资源而不是改革交通方式的路径，“开放小区在本质上还是继续‘要空间，的变种，所以一定要明确打开的空间是为了人，还是为了车”。孙施文则认为街区制中的交通安全不是大问题:“开车的人深有体会，在大路上和小路上的紧张程度是不一样的，反应速度也不一样。打开后的道路即便设置了机动车道，因为路窄所以并不以速度为尺度。”

中国人就像装在套子里一样———圈住自己，到哪里都有“围墙”，这在于海看来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和历史原因，但要改变“围墙”心理并非不可能。孙施文则坦言，把街区制、小区和拆围墙捆在一起讨论，有点把水搞混的意思。即使拆围墙，“中央文件有上下文，有‘原则上，、‘逐步，等用词，应该不是要搞运动拆所有的围墙吧。有些把城市道路包在围墙内的，就应该拆，但也有一系列的手续和要建立的制度，这是我理解‘原则上，、‘逐步，的意思所在。”他还强调，实行“街区制”后究竟怎么做，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小街区的范围内，有没有围墙?　是不是可以用建筑或设施形成封闭、半封闭的街区?　都可以由具体设计来确定。

针对“街区制”，刘士林自有担忧，他指出，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其中的一些缺陷后，开始推广适度规模小区制，“对于一个有利有弊的事物，而且事关很多居民群众的利益，我们需要进一步琢磨‘社会土壤，及‘鞋子理论，，毕竟‘街区制，在中国尚无大规模的成功经验，必须慎重。”除了产权等经济形态问题以及相关的配套细则外，包亚明认为还必须考虑到“社区自治”这个维度:“让居民觉得跟自己相关，他们才会去爱惜。千万不能让运转处于未定的状态，比如‘拆不拆，‘什么时候拆，等等，要有明确的预期，否则很难让大家对街区产生认同。”

作者：乐阳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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