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小镇青年，不甘心如父辈般偏于一隅地过安稳日子，只身来到大城市寻求发展，最终靠着不凡努力和执著，实现了儿时梦想……一个对很多城市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的桥段，2016年3月里被迪斯尼搬上了大屏幕，主人公变成了一只兔子。

兔子朱迪去的那个“疯狂动物城”，沙漠、冰川、雨林以及小型啮齿动物区有着严格的划分;列车为不同身形的动物安装了各个尺寸的车门;走水路上班的河马凭借出口处的大吹风机可以迅速烘干……当我们为动画片大开的脑洞和暗藏的“彩蛋”啧啧称赞时，不禁感叹于动物世界里竟然呈现出了人类一直构想的城市“乌托邦”———不同地域、种族、性别的人都各得其所，美好而又努力地生活着。

为什么来到城市?　兔子朱迪说“anyone can be anything”，亚里士多德言，“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那么，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　建筑学家可以勾勒出一个空间，经济学家能拿出一系列指标，历史学家会讲出很多故事……因为具有巨大的综合性特点，城市成了很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

“我们总在说这样那样的概念，还真不如一个来得简洁明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认为，要给“城市”下定义，首先就得明确城市有别于乡村的最重要标志:“简单来说，就是在有限空间里集聚了更多的人，进而产生了劳动分工和各种活动。”当然，人口只是城市的必要条件，它还意味着特有的生活方式，社会学称之为“城市性”(urbanism)。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在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中，从三方面界定“城市性”，即人口的规模较大、人口的密度较大、人口和生活方式的异质性，并且认为在人口集聚的过程中，塑造出了城市人的心理、活动和各种关系。

在强调“人”的价值，与单纯的政治经济决定论对立这一点上，沃思无疑站在了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阵营里。芒福德的头衔很多，最为常见的一个是“城市理论家”，代表性著作《城市文化》(1938年)和《城市发展史》(1961年)从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艺术等方面，系统讨论了文化的发生以及城市的起源、演变，缔造了研究城市的人文科学体系。就芒福德的贡献和影响，有人作过这样的评价:“60余年来，芒福德的思想对全世界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家和批评家形成了一种挑衅和挑战。”(伊丽莎白·迪瓦恩等编　贺仁麟总译校《20世纪思想家辞典》)

为了寻找城市的内核，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追溯到古代城市的发端———进行祭祀仪典的聚会地点，将古代的城市描述成“一座戏台”，“在这座戏台上普通的生活带上了戏剧色彩”。他指出，城市诚然有其消极方面，但毕竟产生了一种有丰富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极大地超过了促使城市诞生的那些原来目的。不论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市，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当地的以及更大范围内的良好生活条件的性质”。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认为，从发生学意义上看，城市一开始就是文化的集聚，其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方式，“芒福德对城市的认识可以视为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表述在当今的复活和发展。”

出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对人性自始至终的关照，“文化”对于芒福德来说是个永恒的关键词，也生发出两个关于城市的经典比喻———磁体和容器。如果说，“城市从最初伊始，则对第一个外来者和陌生者开放着”发挥的是磁体功能的话，在城市发展的大部分历史阶段中，它作为容器的功能都较其作为磁体的功能更重要。芒福德将城市视为“文化的容器”，“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互相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结”，他还引用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　(Robert Redfield)“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一语指出，城市是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格在此得以充分发挥，并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新角色和丰富多彩的新潜力，“这些东西带来了法律规范、举止风度、道德标准、服装、建筑等各方面的相应变化，而这些新变化最后又将城市转变成一个活的整体”(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

作者：乐阳
编辑：于颖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