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学人访谈录】

石川祯浩：研究中共党史要有国际视野（之二）

文汇报：正如您所提到的，199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70周年，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研究当时就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与之相比，您的研究角度有哪些不同之处？

石川祯浩：我想，主要是我所使用的史料内容和质量与中国国内研究者的有很大不同。比如，日语、中文、俄语、英语的史料我都使用了，我还从世界各地找来了与当时共产党活动有关的资料。其中很多是中国国内研究看不到的史料，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秘密史实。这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特别之处。

作为一个外国研究人员，我没有太多束缚，中国学者还是会在不知不觉中掺杂政治上的考虑。比如，由于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编者注：毛泽东更多是从政治意义上讲的这句话），很多人就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从俄国传来的。所以，当我说中国的很多马克思文献来自日本时，就有一些人难以接受。

另外，也有人认为我的观点只强调外界客观因素，是外因说。

文汇报：您在书中提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译自日文版，请问这是如何考证得出的结论？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何又早于日本？

石川祯浩：说到如何考证中国的《共产党宣言》是翻自日文版本，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比较来考证。在数量庞大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中国最早全部翻译的经典是《共产党宣言》。许多人都知道，早在清末就有人介绍过《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1919年出现了两个译本，但都不是全译。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全部译出，中国知识分子因而能够读到全文，是1920年的事。当时，《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只有陈望道一个版本，在日本出版过的版本也很少，其中一个就是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版本。幸德秋水、堺利彦都是日本知名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翻译的版本在日本很有名，把他们的版本与陈望道翻译的版本一对比就会发现，二者的体裁和文体的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在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语尚未固定而与日文版标注西文原句的位置一样，比如“自由民freeman”、“奴隶slave”、“贵族patrician”、“平民plebeian”等。另外，中文版还采用了很多原本中国没有的词汇概念，这些都是直接从日语汉字中引入的，比如“剩余价值”等等。从历史渊源来说，清末民初，大量西方的新文明、思想都是通过日本的翻译进而传到中国的。比如，以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当时在日本创办的刊物，登载的都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

日本共产党的成立晚于中国，是因为苏俄派来的特使，是先与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取得联系，后来才与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有接触的。中国共产党比日本共产党成立要早，但这与工人运动的规模、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文汇报：您曾提到，日本相关文献对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非常重要。那么，日本存在哪些与该方面有关的值得发掘的史料？

石川祯浩：在日本的文献资料中，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警察机构的资料。日本曾镇压过共产党的宣传，日本的警察机构很厉害，被监视者的行动言论都会被记录下来，而且资料保留良好。比如，从《外秘乙第995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行动（1921年6月28日）》来看，实际上，警方当时已经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末得到的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代表6月末开会，日本人也将参加。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即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黄陂南路，不见得是虚报。此外，日本警察还会监视当时从中国寄来的信件，并作记录。比如，在陈独秀寄给当时在日本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书信中，有具体的建党时间、人物、如何建党等详细资料。这些文献资料都保存在位于东京的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在日本可用来参考的资料，还有中共建党时期，日本警察对时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进行监视所留下的资料，和施存统在警视厅的口供、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证词等。施存统与陈独秀及另一位在日本活动的周佛海都有书信往来，这些信件都被监视。比如，1921年4月下旬，周佛海从鹿儿岛给施存统来了两封信，传达了广州陈独秀来信的意思。从这封信看，由“驻日代表”即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所谓中共“日本小组”，是陈独秀建议在4月下旬成立的，目的是“联络日本同志”。再比如，从《外秘乙第721号需特别注意中国人“施存统”之行动（1921年5月25日）》可以看到，施存统在5月8日写给上海邵力子的信，这封信也被警方检查过。信中说“我近来每天都遭到日本警察骚扰，真可恶”的字句。6月17日，警视厅外事科科员找到他，并进行了讯问。后来，施存统在东京被捕，在法庭审查时，有很多他所了解的中国共产主义早期情况的证言记录。

另外，在日本还可以找到很多中国共产党著作的蓝本，我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的附录中，做过一个日中文献翻译对照表，一一列出哪些中共文件翻译自哪些日本文献。

施存统在东京地方法院留下的部分证词影印件（石川祯浩提供）

文汇报：在您的研究中，是否还参考过其他国家留存的史料？比如，您是否对照过《新青年》转载的《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周刊。

石川祯浩：我参考最多的其他国际史料是俄罗斯的史料。在俄罗斯档案馆中，留有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档案，特别是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共档案。中共创建时期的档案，在中国国内几乎没有留下，因为当时中共活动多是秘密进行的。而莫斯科的相关档案尽管数量不多，却完整保留了当时的具体文字记载。虽然我也不是很懂俄语，但通过逐字翻查字典，阅读了这些史料。

通过调查这些西方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很重视阅读、模仿西方著作。比如，中共最早的机关报《共产党》的设计，就参考了英国共产党的报纸；再如，《新青年》封面的设计，也参考了美国社会党的刊物。这样的情况有很多。

文汇报：能否请您谈谈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问题时保持国际视野的必要性？

石川祯浩：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很国际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比现在的人阅读了更多的外国刊物。当时，他们只能通过外文刊物来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有的人阅读的是日语资料，有的人阅读的是英语资料，但他们都积极地从国外购买马克思主义刊物。所以，我们要像当时的他们一样，把视野放在国际，才能回到历史的现场。

（节选自《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石川祯浩：把视野放在国际，才能回到历史的现场》，刊2016年7月1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作者：本报记者单颖文 刘力源  翻译整理 戎轶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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