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李伯重：

以平等心看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

（之二）

《文汇学人》2014.01.06

祁涛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与起到的作用，不单是当前的重大议题，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关切所在。近日，李伯重教授在上海讲学之际，就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接受了本报的采访。

全球史研究倾向于做更具体、更具可比性的比较

　　文汇报：您在早年的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中，非常强调长三角地区的“斯密型发展模式”，这是否也是您关注江南经济史的最重要的原因？

　　李伯重：当然。我选择江南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有关文献资料最丰富，比如研究松江，在1820年不过56万人口，是一个很小的地区，但是地方文献、地方志资料非常丰富，至少在800种以上。在明清两朝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文献像长三角地区这般丰富。这个地区出了特别多的文人，留下很多私人笔记，同时官修文献的质量也最高，各种资料的质量相对而言也最好。研究历史第一条就是要有材料，这也是我选择研究长三角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长三角地区从唐代末期开始到今天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从宋代以来这个地区的“斯密型发展”，也就是商业化推动经济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在中国其他地区（包括珠三角地区），斯密型经济成长则相对微弱，如果到西北，可能就看不到了。斯密型经济成长在江南地区表现最为明显，而这又是近代早期世界最先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所以我选择这个地方进行研究，而且还可将之与世界其他发达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的结果也成为加州学派理论重要的根据之一。

　　文汇报：加州学派和传统史学对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程度的估算有所不同，这是否因为研究视角差异所导致？

　　李伯重：过去史学界并没有都认为明清江南经济停滞。最明显的证据是，我国史学界“五朵金花”中最盛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基本上就是持发展论调的，正因为江南经济没有停滞才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否则萌芽也无从谈起了。

　　但是也应该明说，确实有很多人认为和同期的欧洲相比，明清江南经济就显得停滞了。这种看法是学界的主流看法。当然，和欧洲相比显得停滞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以前对欧洲不了解，还停留在所谓“黑暗的中世纪”的印象，这其实是接受了19世纪欧洲学者的看法。但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欧洲学者认为至少从14世纪也即中世纪后期开始，欧洲经济就已开始蓬勃发展，自此之后发展更加快。我们总是认为欧洲是落后而发展，变得超过了我们的江南地区，但其实欧洲经济原本就有很好的基础。当然，也正如彭慕兰所说，欧洲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以至于近代早期的英国、荷兰和同时期的乌克兰、阿尔巴尼亚相比，在经济成长方面就没什么共同性，这就像对比中国的长三角和甘肃一样；反过来，将英国、荷兰与长三角地区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很多的共同性。第二个原因，我想是对中国自身的轻视，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国家很弱，所以救亡是第一要务。救亡革命的主题将过去看成一片黑暗，导致了某些认识的偏差。

　　文汇报：对比明清江南和近代早期英国、荷兰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别，有一项困难就在于如何分析两者的经济体量，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不同地区在同时期的对比？

　　李伯重：现在做全球史研究的学者，很少再做欧洲和中国的整体比较。中国各地的差别很大，而欧洲的多元化比中国还要丰富，例如德国在俾斯麦统一前，是众多邦国组成。美国经济学家R·L·海尔布罗纳有一本很有名的经济史的书《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里面说在1550年时，德国存在数不清的邦国，它们都有自己的计量和货币。像巴登就有112个不同的长度单位，92个不同的面积单位，65个重量单位，163个谷物计量单位，123个液量单位、63个酒的特有单位和80种不同的磅重单位。此外，它们也都有自己的关税。一个商人从巴塞尔到科伦，虽然路程并不远，但要经过好几个不同的邦国，不得不交了31次关税。相比之下，中国却有统一的货币和税收制度，但是各地在货币和税收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地方差别，特别是做法律史的学者，对各地法规的差别体会就更深了。

　　因此，今天从全球史的角度，研究者们会做更具体、更具可比性的比较。将来成果更丰富的时候，研究欧洲和中国的学者，都能够从不同的制度和经济表现中提出一些共同性的东西，那个时候再做比较会更有益。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