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讲席教授李中清：

促进社会流动的高考制度是中国的骄傲

（之三）

《文汇学人》2013.11.11

本报记者 李纯一

一项研究提醒人们，在教育本身的效用之外，中国高考制度还承载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效用，并且实际上，大家正极大地受惠于这一效用——1949年以来，正是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和覆盖全国的基础教育保障着工农子弟的向上流动，也令国家与社会发展始终保持活力。近日，《无声的革命》以专著形式出版。发起这项研究的李中清教授在访问上海之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定量研究利于最大程度避免先入为主

　　文汇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这样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的？

　　李中清：我在念研究生时，导师是做人口史的，所以我一直对人口比较感兴趣。后来我发现，按照学界的要求，如果你要做人口学，就必须拥有这些个人的数据材料，然后建立数据库计算，而不能靠那些总的国家的统计数据。所以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对中国历史人口做了很多个人材料搜集的工作。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大的数据库，都是容量在几百万的历史时期的个人数据材料，并且已经公开放在网上，人人可以下载使用。为了使用者的方便，我们也已经写了3本指南书。所以北大百年校庆时，我得知校方正准备对学籍卡进行整理，就很感兴趣，而且建立数据库计算是我们研究组的强项，我就要求能不能同时做一些分析。

　　文汇报：何炳棣先生对科举制的研究是否或多或少地启发了你们的这项研究？

　　李中清：何先生是我的老师。他对科举制与社会流动的研究对我们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启发和影响。他研究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关注的是当时中国社会前5%-10%的男性。我们关注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前60%-70%的所有女性和男性，而且得益于中国相对的教育公平，这个比重还会不断增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研究又是不同的。何先生关注的是社会上层的社会流动，而我们试图研究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社会流动。

　　文汇报：你们也正计划建立一个涵盖民国时期绝大部分地区和高校的学籍卡数据库，这方面的资料搜集进展如何？

　　李中清：我们已经做了两年的搜集工作，是梁晨在负责。从清末到1952年院系调整，我们估计在国内应该有18万人上过大学，我们现在找到12万多份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公开情况多数比当代的材料更好一些，因为这些材料许多并不在学校的档案馆，而是在省和市的档案馆，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去查看。我们也想看看，清朝、民国和院系调整后的比较，应该也相当有趣。当然民国时期，像我们书里所说，更多是反映以前的社会，像有钱人、有条件的人可能有更多机会上大学，可是也有一些会不一样。

　　文汇报：您20多年来主要从事明清以来中国人口与社会研究，从您的经验来看，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分别占有一个怎样的地位？

　　李中清：对于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我觉得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定性研究通常是你已经有了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然后你去图书馆、档案馆，基本上是为你的问题找证据找答案。可是定量研究，像北大和苏大这样十几万个孩子的学籍卡，或者像我们做人口这样几百万条记录的材料，你根本不知道计算后的结果会是怎样的，所以具体的研究问题是根据数据整理的初步结果所提出的，这就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先入为主，让数据和史料说话。所以，定量研究的好处是，它很客观，而且要知道我们的假设，很多都是错的。就学者的观点能被客观事实改正这一点来说，定量研究是很好的。我想，我们的学术态度和很多别的学者不一样，很多学者的重点是放在他自己的研究取向和假设上，而我们都是把重点放在数据、材料和研究的对象上。

　　我的这个态度也跟我的成长背景有关。我总记得小时候我父亲说，很多用于物理学研究的加速器，发现的东西也并不是物理学家设计这个机器要发现的东西，但它找到了别的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学者不能骄傲，如果物理学家那么聪明的人都会错，那我肯定也一样会犯错。而且物理里有些东西是有规律性的，而我们研究的都是人和人的行为，相当复杂，没有太多规律性，我们会错是难免的。但是，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些客观的数据，有人要反驳，就必须有证据。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我比较喜欢做的一种学问。而且坦率地讲，我们开始做“无声的革命”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以为国内的情况会和国外越来越相似，没想到出来的结果那么不一样，也没想到高考有那么关键性的用处。所以，中国的高考制度有利于社会流动这个研究结论，不是出于我个人的任何背景、立场和取向所得出的，而完全是由我们的研究小组分析学籍卡数据库所得出的结论。

  文汇报：这项研究是否也与加州学派的一些方法一脉相承？

　　李中清：加州学派的好多人都已经离开加州，而且我们的研究方法和题目都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我想，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比较为主。像李伯重老师最近出的书，是荷兰和江南经济发展的对比，王国斌老师出的书，是欧洲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对比，我们这本书的研究是在对比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在对比国外和国内的异同。好多东西都只是一个点或一条线，你不知道这条线是否重要，只有做比较之后才知道。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也是要靠比较才能知道它的特点，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加州学派最重要的共同点。

　　虽然我们现在不在一起，大家也都老了一些，不能经常聚会，可是这个共同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还保持，而且还是都很重视这方面。当然王国斌、彭慕兰并不做这种定量的研究，可他们还是很尊重这种研究，他们做的东西比较靠模型，靠逻辑，我们也很尊重。所以我觉得《无声的革命》完全在这个传统里面，因为别人不太做这种具体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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