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讲席教授李中清：

促进社会流动的高考制度是中国的骄傲

（之二）

《文汇学人》2013.11.11

本报记者 李纯一

一项研究提醒人们，在教育本身的效用之外，中国高考制度还承载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效用，并且实际上，大家正极大地受惠于这一效用——1949年以来，正是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和覆盖全国的基础教育保障着工农子弟的向上流动，也令国家与社会发展始终保持活力。近日，《无声的革命》以专著形式出版。发起这项研究的李中清教授在访问上海之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机会不平等是更关键的问题

　　文汇报：尽管有“无声的革命”，但近年来的教育不公平问题还是逐渐凸显。在您看来，要保证“革命”的成果不走向消失，相关部门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

　　李中清：国内各方面的不公平现象在最近30年是有所增多。1980-2000年20年的收入差距增加得很厉害，最近10年稍微稳定一点，可是最近10年的财富差距就增加得很厉害。而且最近10年，校长推荐、自主招生等各种项目愈发增多。

　　经过这些项目，一种新的不公平肯定在出现，可是还没有人，包括我们研究团队去客观衡量这些现象。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的数据止于10年前。但我有几个想法：第一，要理解这些新现象背后的动力。它的动力并不是说大学想要增加不公平，而是想让更多好学校的好学生报考这些大学。而且这些大学不会太过分地不公平，否则就会影响学生的质量。开展这些项目的大学也一直在关心和跟踪，如果这样选出来的孩子没以前的好，当然会马上改，所以后来有些大学也在调整自主招生的人数。

　　第二，我想很可能不公平确实是在各方面都有所增加，可是也要看到，最近10年全世界的不平等现象也增加得很厉害，而且从规模上比较，可能世界范围的不平等程度比国内的还高。另外，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相比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问题而言，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而且，这更反映了高等教育的竞争。现在好多好学校的学生不愿参加高考，而是直接出国，特别是最有条件的各大城市的外国语中学，参加高考的学生是极少的。所以一个好大学给校长名额让更多学生报考他们学校，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总的来说，有钱人的孩子去国外，你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这样国内那些没有条件的孩子就更有机会利用这些公立的资源。

　　文汇报：因此您的看法是，目前凸显的教育不公平，是最近10年来不断扩大的财富不平等状况的体现？

　　李中清：是的。我也想提一下最近我们在香港开的一个很有趣的学术会议，讨论“财富积累与机会不平等”。我们请了最近在世界上比较有影响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因为皮凯蒂的研究，法国的收入税高于75%，而且他的建议是收入税应该高于85%，导致前一阵很多有名的法国有钱人都移民出去了。皮凯蒂说，2007年以来，在全世界尤其是美国，所有的财富增长都归于那些财富排名在前1%-10%的人，而所有其他人的财富占比或是保持不变或是下降。也正是他的研究诱发了“我们是99%”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另外我们也请了国内最近发布的三个与财富积累相关的数据调查项目的代表来参会。当时我就说，在国内，现在大家都很重视收入不平等，或是财产不平等，总之就是财富上的不平等，可是我觉得，机会不平等还是更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有些差距并不导致机会不平等，那么这些差距未必是坏事。可是如果财富的积累和不平等是建立在侵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或是导致机会不平等，那这些现象就是不好的，因为增加了老百姓的痛苦。

　　文汇报：而教育不公平会反过来增强社会阶层的固化？

　　李中清：教育不公平肯定会导致社会的不平等。正如相对的教育公平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向上社会流动，教育不公平则会极大地压制这种向上的社会流动，从而加剧财富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在过去，许多国家对于社会固化的容忍度可能会比较高，因为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社会的领导者不需要拥有非常高深的知识和才能。但是现在，我们面临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全球变革，任何国家的精英阶层如果过分僵化而缺少向上的社会流动，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就会滞后于其他国家。

　　美国之所以能够同时保持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精英大学招生的不公平，是因为他们有着分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系统。他们的本科生招生严重倾向于社会上层子弟，而他们的研究生招生则注重才能，尤其是选拔有才能的国际学生。这也给了我们一些认为他们教育系统很公平的假象。

　　文汇报：书中提到一位很优秀的黑人学生拒绝了给他提供全奖的加州理工学院，而宁愿去“普通学校”。在您看来，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教育和社会阶层流动的看法上有哪些不同？是否中国相对而言是一个社会阶层流动比较大的社会？

　　李中清：是的。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现象。从18-19世纪来看，当然当时是没有社会中下层子弟能在科举里考上最高等第的，可至少在前5%-10%的家庭，流动性是比较强的。现在中国应该是收入前60%的家庭的社会流动仍然比较强，剩下30%-40%的家庭因为地方太偏远等各种原因，没有条件进入社会流动。但是在美国，跟国内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像在哈佛，如果以家庭收入为标准划分学生阶层，那么来自全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孩子只占哈佛学生的6%，再上各20%的家庭群体也是各给哈佛提供6%的学生，而70%多的哈佛学生则来自全美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如果划分得更详细一点，收入水平在全美为前5%的家庭为哈佛输送了大概45%的学生。那位黑人学生不肯上加州理工，我想是因为他觉得整个学生社群跟他不太一样。

　　我在加州理工有四五年都参加招生工作，有三年还负责本科生转校。当时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如果学生SAT的数学成绩低于780（满分800），在四年内不毕业的可能性增加300%，这样，他或是会转去别的学校，或是会拖五六年才毕业。所以我们决定，所有数学低于780的我们都不收，除非他有竞赛得奖。结果，我们所收的孩子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下降了4万美元，我真是很吃惊。后来我们也问了斯坦福、麻省理工，发现这个新的家庭平均年收入跟其他学校相比，也低了4万甚至5万美元。那是1990年代末，后来我们就开始说到，使用客观的标准来选择学生，结果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也开始对国内的高考更感兴趣，因为我知道国内有科举的历史，现在有高考，为政府工作还要经过公务员考试，这样下来情况是不是会跟美国不一样？而且我负责加州理工转校工作的时候，因为对外面的考试不太信任，我们就自己给出一个数学或物理考试，结果后来基本上每年收的学生中，有50%都是来自中国最优秀大学的物理系，为什么他们考得比美国孩子还好呢？因此我就对中国的高考制度更感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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