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李伯重：

以平等心看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

（之一）

《文汇学人》2014.01.06

祁涛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与起到的作用，不单是当前的重大议题，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关切所在。近年来的世界经济史研究表明，中国不仅在几个世纪前就参与到全球经济中，而且对世界贸易体系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不是仅由西方所塑造，而是不同国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重要的、有别于“西方中心论”的视角正有赖于近年来兴起的全球史研究，如香港科技大学李伯重教授所说，“它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强调各个地区之间的关联，和世界各地建立起来的网络；开拓新的领域，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李伯重教授在史学界享誉盛名，在中国经济史、明清史等研究领域出版了多本权威性专著，如《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等。近年来他的研究集中在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更加注重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经济间的相互影响。

　　近日，李伯重教授为“复旦大学光华人文基金学术讲座”做了题为“商战与实战：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的系列演讲，分别从全球史与全球化、早期军事全球化、早期经济全球化时期的东亚、晚明的军事变革，以及早期经济全球化时期东亚军事改革成果的比较这五个方面讨论了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此期间，李伯重教授接受了《文汇学人》的采访。

全球史研究打破了所谓整个全球化由西方主导的观点

　　文汇报：您这次在复旦的系列讲座，主要是从全球史角度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在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关系，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的关系。您在讲座的一开始，就提到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也很认同他的观点，即认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每个地区都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是这样吗？

　　李伯重：全球史，也称为“新世界史”，它和过去的世界史的最大不同，就是要打破现今的国家的界限，将世界各个地区都放到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强调它们各自的作用。也就是说，打破了“西方中心论”者所主张的整个全球化都是由西方主导的观点。新的共识是，西方扩张造成的全球发展是全球化的结果，但被西方影响和征服的地区，对全球化的作用也非常大，没有这些地区的参与，西方不可能实现今天的现代化。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中文里的现代化，来自英文的modernization，而英文里“现代”和“近代”是一个词modern，因此modernization也可以译为近代化。因为我们把modernization看成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此采用“近代化”似乎更为合适。西方的近代化，过去学界的主流都认为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然而，早在1980年代，英国经济史学家里格利（E.A.Wrigley）就已提出英国的近代化绝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还有其他因素（特别是资源）作用于其间。彭慕兰更指出：如果没有美洲、亚洲和非洲的资源，西方不可能积累起那么多财富并实现经济的近代化。因此所有国家和地区，不管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都对全球的经济近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其中有的是得利者，有的是损失者。彭慕兰的这本书讲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早期阶段，在那个阶段，征服与殖民的影响还不像19世纪那么明显（19世纪被称为帝国主义的时代），而贸易起到重要作用。

　　在将世界主要地区联系起来这方面，许多地区都起了重大作用。从科技史上来说，不少欧洲科技史专家都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印度、伊斯兰地区的技术传入，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否可能都还是个问题。

　　文汇报：您这次的系列讲座也谈到了很多军事全球化的事例，而这又是和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紧密联系的，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李伯重：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而全球化的视角和传统视角是不一样的。如果从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的角度来看历史，那么有如下特点：第一，研究对象的主体是西方和中国；第二，强调的是单向的关系，早期是从中国到欧洲，16世纪开始是从欧洲到中国。但如果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则中国与西方双方都是全球的一个部分，二者的关系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双向的，而且有许多中间环节在起作用。以军事技术的变革为例，可以看到这种变革也是全球性的，发源于中国或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途经许多地区，它们都会对这些技术的改进起程度不同的作用。一个例子是在16世纪，土耳其对欧洲传来的火枪技术进行了改良，这种改良了的火枪又从土耳其传到中国。明朝的专家对此进行进一步改良，从而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火枪。如果从火药的角度，这点会体现得更加明显，因为在明朝末年，中国已研制出黑色火药的最好配方，而传教士对此非常感兴趣，可能将其带回欧洲，从而对欧洲火药的进步发挥了作用。虽然现在证据还不足以支持这种假设，但是我相信日后将发现更多证据。

　　文汇报：通过全球史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很多传统的历史印象实际上是错误的，例如您讲到的清朝并不完全闭关锁国。颠覆旧的观念是否也是全球史的一种贡献？

　　李伯重：我想，不断改进对历史的认识，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如果历史学家一代一代延续前人的说法，那就没有必要有历史学家了。历史学家必须不断地为社会大众提供新的见解和看法，这就需要不断挑战过去。这不是故意去挑战，而是我们根据新的材料，运用新的方法，应对新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心理，而提供的对历史的新看法。

　　例如清朝是否闭关自守，过去教科书都这样说。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看史料，并对比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清代中国不仅没有闭关自守，而且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说是相当开放，也因此导致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中心地位。这是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所得出的结论。他认为，19世纪初期以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16-18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占世界产量的一半，而白银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硬通货，就是因为中国使用白银，西方国家要用白银来与中国做生意，因此为白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所以，中国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大家都来和中国做生意，中国产品出口到国外都是出超——如果在闭关自守的构架下这种情况是无法解释的。此外，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也不可能实现闭关自守，正如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所说：“从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交换货物，扩大知识。”

　　所谓清朝“闭关自守”，是到了19世纪，西方建立了西方主导的完善的国际贸易制度和贸易手段后，中国未能适应这种新贸易体系，因此才显得是闭关自守了。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