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讲席教授李中清：

促进社会流动的高考制度是中国的骄傲

（之一）

《文汇学人》2013.11.11

本报记者 李纯一

　　一项研究提醒人们，在教育本身的效用之外，中国高考制度还承载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效用，并且实际上，大家正极大地受惠于这一效用——1949年以来，正是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和覆盖全国的基础教育保障着工农子弟的向上流动，也令国家与社会发展始终保持活力。近日，《无声的革命》以专著形式出版。发起这项研究的李中清教授在访问上海之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正当人们纷纷质疑中国的高考制度如何扼杀孩子的创造性、各类教育改革应声推广之时，一项研究提醒人们，在教育本身的效用之外，中国高考制度还承载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效用，并且实际上，大家正极大地受惠于这一效用——1949年以来，正是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和覆盖全国的基础教育保障着工农子弟的向上流动，也令国家与社会发展始终保持活力。

　　李中清教授和他的研究小组对1949-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的学籍卡进行数字化整理，运用定量研究，从地理位置、城乡分布、父母职业、社会性别和民族身份五个维度进行分析，认为相对于国内外的历史和实践，新中国高等教育生源的多样化，可以说是一场“无声的革命”——工农子女获得更多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改变了国家和地方精英的身份构成，令传统社会中封闭的阶层关系和结构彻底被改变，也让中国成为了几乎是唯一能通过考试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大国。

　　2012年1月，这项研究以论文形式发表，引发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近日，《无声的革命》（梁晨、张浩、李中清等著，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向学界与社会呈现了更完整的材料和论证，并讨论了无声革命的不足，力图发现今后可能影响其走向的因素。书中认为，以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方针和具体招生政策为标准，中国一共经历了三场“无声的革命”，分别以“出身照顾”（1949-1965）、“出身决定”（1966-1976）、“有教无类”（1977-1999）为特点，而新世纪里，革命的成果是否能保持，则取决于能否彻底实现基础教育的普及，缩小不同地区的教育差距，坚持统一客观的高考招生制度，并继续有效控制家庭背景对受教育机会的影响。

　　李中清1983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擅长以社会科学方法处理历史材料，他的著作《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现实，1700-2000》《辽东移民的旗人社会》《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等曾获得多项荣誉。

“无声的革命”在某些具体领域体现得更加明显

　　文汇报：“无声的革命”是个很有力量的书名。这个书名是谁想到的呢？

　　李中清：这个书名我也觉得不错。2008年时就已经定了这个书名。当时是在我密歇根大学的办公室，我在和梁晨聊天，梁晨形容这个项目得出来的结论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后来我说，这应该是一种无声的革命性，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有声革命和无声革命之间的区别。

　　文汇报：“无声的革命”中的“革命”，在您看来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中清：“无声的革命”最基本的体现是，仅在北大和苏大，接近8万的孩子通过高考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如果在其他精英大学情况也类似，那么实际上经历类似命运的孩子可能会有百万甚至数百万。除了整体上的转变之外，在一些具体的领域，“无声的革命”体现得更加明显。例如在美国的医学界和学术界，大部分学生都出身于相关领域的世家。但是在中国，情况并非如此。

　　文汇报：去年你们的文章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也公布了几十年来大家未曾注意到的中国教育成就，但舆论焦点一直都在北大“寒门子弟”比例逐渐缩小上。

　　李中清：我知道，大家的关注点都是北大的干部子弟增加，想用这个来批评北大。但其实，我想就北大、苏大和国内的制度而言，很多东西都是值得赞扬的，应该说是中国令人骄傲的成绩，而不应该是当今舆论的众矢之的。我经常看到报纸上说，农民子弟进任何好学校的比例相比20年前都在降低，可是他们就没想到，由于30年来的城镇化等运动，整个中国真正的农民的数量也在减少。有些学生是来自农村，但父母很可能不是以农民为职业，而是在集镇或城市从事工业生产或服务业。而我们的研究显示，工人子弟的比例一直在增加，其中应该有不少就是以前的农民子弟。我的理解是，这反映的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并不一定是反映国家教育不公平的增加。

　　文汇报：与经济发达的农村相比，贫困边远地区的孩子要上好学校一直很难。你们的研究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城乡和区域差距过大的现实，并且强调真正深入城乡的基础教育是实现“无声的革命”的关键。

　　李中清：我希望也相信贫困边远地区会慢慢富起来，基础教育会慢慢发展，而且地方政府也愿意投资在教育上。但关键还是在老师，如果找不到好的老师，就完全没办法发展教育。这就要靠国家政策。有一个麻烦是，像兰州大学的毕业生不愿意留在当地工作，而都想往东去，所以就必须有更多的国家性政策鼓励大家多投资一些时间和精力在贫困边远地区。像在美国，最近十几年，有Teachfor America的运动，鼓励优秀学生从精英学校毕业之后不要马上开始工作，不要马上去念研究生院，而是把两年贡献给社会，去城里的贫民区教书。我相信国内年轻人的公益心不一定低于前辈，如果政府对这样的活动给予更多支持，这些活动也会得到年轻人的大力支持。

　　文汇报：最近河北衡水中学很受关注，其不仅对学生实行时间量化管理，并且存在吸引各地优秀生源、垄断省内教育资源的情况，衡水更以全县之力保障衡水中学的超常发展。您怎样评价这种现象？

　　李中清：这样的安排确实可以增加孩子的成功率，所以我想也可以理解。当然辛苦是辛苦，可是我觉得，如果这些孩子是自愿的，而且这样训练可以增加他的机会，那么虽然会增加孩子的痛苦，但不一定是坏事。关键是看未来，这些孩子的表现和别的孩子有没有差距。如果他们只会考试，不会做别的，那当然要做出调整，可是如果他们和别的孩子对社会的贡献大同小异，那这样就不坏。

　　最近媒体经常讲衡水中学，所以我还去查它在不在我们统计的“为北大输送学生前300的中学”里面，结果发现可能因为它是最近10年才发展起来的，所以不在其列。不过我们已经了解到有一些类似模式的中学，但好像还没有客观的证据说，这些孩子后来不如别的孩子，所以我觉得不要太快地批评，因为这种模式对好多没有条件的孩子来说，是他们的机会。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