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年间，徽商由于地缘、文化上的优势，无论从财力规模还是绝对数量上来看，都已成为扬州盐商的主体。“亦儒亦贾”是徽商的传统，一些盐商深知创业的艰难困苦，勤俭持家有道，同时还带头提倡风雅，文人辈出。

明清时期的徽州“穷山恶水”，于是就有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俗语，意指男孩子到了十三四岁，就要奔走他方做学徒。

安徽歙县棠樾人鲍志道（字诚一）11岁时外出，因为家里太穷，出门时身无分文，母亲便将他幼时虎头帽上缝着的一枚“康熙通宝”拆下来，让其带上路。鲍志道去过鄱阳、金华、扬州、湖北，一路奔波，跋山涉水，最终在扬州立足经营盐业，并以“资重引多”担任总商二十年。王振忠介绍，在当时扬州盐商“七八千万两资本”中，鲍氏就有“三千万两白银”。可这样的榜上首富，生活却非常节俭。《扬州画舫录》中记载：“自诚一来扬，以俭相戒。”鲍家每餐饭都很简单，夫妻俩相对而坐，不像有的盐商家，还要佣人抬着饭桌到跟前。鲍志道受礼学影响较深，提倡高雅的文化，长子鲍漱芳从小也受良好的家风熏陶，热衷行善，捐款救灾。现在安徽歙县棠樾牌坊群中的一座“乐善好施”牌坊，就是嘉庆皇帝为表彰鲍氏父子而立。鲍漱芳素爱古籍收藏，搜罗来很多古人的法帖，汇编成《安素轩法帖》，他寻思着怎么把纸质法帖永久保存下来，便请著名篆刻家党锡龄钩摹镌刻，共花了三十年时间才完成，光运石头就用了大量的财力、人力。解放后，鲍氏后人、著名画家鲍娄先将一百七八十方石刻献给了国家。“鲍家用刻碑的方式留存下珍贵史料，不仅是对文化的热爱，更是对文化的尊重。”扬州文化学者韦明铧说。

扬州城里的东关街是明清时期盐商的聚居地，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小玲珑山馆（又称街南书屋）就坐落于此，虽然现已改造成了洋气、时髦的会所，但古朴、幽静、清冷中依然透着浓浓的诗书气息。《扬州画舫录》说：“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为最盛。”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王世华认为，盐商中不乏附庸风雅之辈，但“扬州二马”投身文化事业是天性使然，兄弟俩自幼喜好诗文，分别著有《沙河逸老小稿》《南斋集》等诗集。“二马”“有未见书，必重价购之”，“以故丛书楼所藏书画碑版，甲于江北”（阮元《淮海英灵集》）。与很多藏书家吝借的态度相比，马氏兄弟大方太多了，丛书楼下设有居室，文人雅士不仅可以借阅或得赠书，甚至可以长期住在马家搞学问。全祖望的《困学纪闻三笺》，厉鹗的《辽史拾遗》《宋诗纪事》等都完成于马家。不仅购书、藏书，“二马”还把不同版本的校勘视为非常重要的事。王世华为我们还原出一幅当时的画面：“丛书楼上灯火通明，兄弟俩相对而坐，笔墨在旁，发现有出入就高兴得不得了，喝酒庆祝一下又埋头继续。行人看了都笑他们迂腐。”仰仗雄厚的家财和丰富的藏书，加之兄弟俩乐于传播学术文化，“扬州二马”刊刻了不少图书，时称“马版”。谢国桢就曾在《明清史谈丛》中对“马版”赞誉有加：“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仿宋雕刻的《韩柳年谱》，是一部雕刻精美的书籍。”马氏经营盐业的历史鲜有人乐道，藏书家的美名却闻名于世。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朝廷向天下广征图书，马氏一家就贡献出了700多种自藏孤本。

可以说，当时两淮地区的文人，很少和扬州盐商没有关系。商人借此弥补了社会名声，而广大诗文书画家也因获认可、资助而得以发展。韦明铧指出，“扬州八怪”就是一个和盐商依存度甚高的群体。清初，“四王”画派秉持“艺术趣味愈阳春白雪愈雅，愈接近一般下层民众愈俗”的观念（郑板桥《板桥偶记》），师法古人技艺，以正统地位雄踞于画坛，追求“我手写我眼”的“扬州八怪”自然就被当作“野狐禅”、“旁门左道”而受排挤。然而，“八怪”作品贴近生活、雅俗共赏，很容易就在传统观念相对薄弱、有着商品社会审美的盐商中流行开来。盐商们或为装点园林寓所，或为收藏存世，购买字画都是大手笔，还慷慨提供吃住，让书画家们生活无忧、潜心创作。郑板桥初到扬州时贫困落魄，马曰琯替他还清了旧债、修葺了房屋，两人后来结成忘年交。盐商经常在自家园林举办书画集会，邀请“八怪”交流切磋，甚至赞助其刊印著作，汪士慎的《巢林集》、金农的《画竹题记》就分别由马氏兄弟、江春刊印行世。其实，“八怪”不止八人，也全非扬州籍，得益于盐商的经济实力和癖好趣味，他们才得以自成一家。

“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固不能谓其于兹学之发达无助力。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扬州盐商、尤其是徽商群体对发扬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媲美于当时意大利豪商对文艺复兴的作用。

作者：荏山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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