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就是循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展开并递进发展，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的内在机制和内在动力。             

大众化是党的理论创新起点             

理论掌握群众才能成为变革社会的力量。“五四”新文化运动致力于对民众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还开展了白话文运动。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并得到了广泛传播。1930年，党领导的“左联”、“社联”提出了“文艺大众化”和要使马克思主义“普及于一般”的任务。1932年起，艾思奇发表通俗哲学文章，以后又以《大众哲学》为名汇编成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1938年，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大众文化；1942年《反对党八股》认为大众化必须贴近人民群众的语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求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更易于为群众接受，并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容。同时，随着中国化、时代化的提出，大众化的内容也有了新的要求，夯实理论创新的社会实践基础。             

中国化是党的理论创新主题             

实践是思想之源。1919年，李大钊就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中国革命“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和理论创造的自主化。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特点，探索并形成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以生动的中国话语进行阐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时代化是党的理论创新动力             

时代是理论之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处于帝国主义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要求理论创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关键是如何认识马克思设想的理想制度，并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邓小平认为，“左”的指导路线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认识到中国最大的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从而开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以后，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四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强调了“时代特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命题。             

时代化对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提出了“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的任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理论创新不仅要着眼于实践运用中的具体化和文化形态上的民族化，而且还要着眼于新的时代课题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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