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佛年（1914—2001），教育家。湖南醴陵人。193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1937年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1938年10月）攻读研究生。1940年初回国，先后任国立西北大学副教授，国立师范学院（校址设于湖南）、暨南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师范学校校长兼复旦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组教育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上海哲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辞海》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副主任。曾当选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毕生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验。主要著作有《罗素论》（著译）、《教育学》（主编）、《刘佛年教育文选》等。

他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教育学教材的编撰者，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第二任校长暨改革开放后的首任校长，他是社会主义教育学理论与学科体系建设的奠基人，他是刘佛年——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理论家，改革开放后融汇贯通中西方教育理论以推进教育实践创新的旗手。

一座校园，半个世纪

1914年4月，刘佛年出生于湖南醴陵县（今醴陵市）大林乡一个书香门第，排行“年”字，因父亲潜心佛学，故名“佛年”。其父刘约真，宣统元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参加过同盟会和柳亚子等发起的进步文学社团“南社”活动。辛亥革命后，参与创办《长沙日报》。刘佛年4岁丧母，6岁起在本乡国民小学就读。两年后，到醴陵县城醴泉小学读书。后转至长沙完成小学学业。其间，随父习《论语》《孟子》等书。1925年，刘佛年考入长沙明德中学——中国近代一所著名学校。创办人胡元倓“因决志以教育救国、培养中级社会人才、复兴民族为己任”，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曾执教于此。

四年后，刘佛年考入武汉大学预科。两年的预科学习期间，他埋头于《左传》《老子》《庄子》及韩文、杜诗，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并开始阅读柏拉图、休谟、罗素等哲学家之著述。1931年，刘佛年入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修读本科，系统地学习了洛克、贝克莱、康德、黑格尔、老子、庄子等东西方哲学家之哲学思想，并研修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盖茨的《教育概论》、坎德尔的《比较教育学》，以及桑戴克、柯勒等人的心理学理论。

大学毕业后，刘佛年考入广州学海书院，得院长张君劢指导，继续研究黑格尔及中国古代辩证法。1937年10月，他负笈英伦，先后求学于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专攻哲学。而后转学法国巴黎大学，研究中国古代辩证法。1940年暑假，再赴德国柏林作短期教育考察，因时局动荡，取道回国，在德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

时值抗战的相持时期，国内时局维艰。1940年，他赴西北联合大学任副教授，讲授哲学史。同年9月，任国立师范学院教授，时任院长为廖世承。刘佛年在该校讲授哲学概论，由于没有合适的教材，乃改哲学概论为科学概论，介绍自然科学原理，从中引申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密令国立师范学院将其解聘。刘佛年无奈返乡醴陵，在中学教起了英文。

抗战胜利后，刘佛年来到上海，参加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次年秋，他受聘于暨南大学，主讲哲学概论和教育哲学。哲学概论的课堂上，他将共产主义作为一个重要派别来讲授，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并围绕社会和教育问题，开展学术研究，撰写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再认识》《进步教育与民主政治》《唯物论与教育》等文章，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上海解放，刘佛年以满腔的热忱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大潮，任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同年8月，暨南大学停办，刘佛年任上海师范学校校长兼复旦大学教授、上海教育工会副主席。

1951年春，他参与筹建华东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华东师大”），任常务委员，后任华东师大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自此，直至2001年去世，刘佛年在华东师大的校园里工作与生活了整整50个年头。

1956年，刘佛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任华东师大副校长兼教务长。1978年8月，刘佛年被任命为华东师大校长。

教学上，刘佛年主张文理渗透，培养复合型人才。学校探索通识教育，在部分系试行文科学理、理科学文，先在78级文科生中开设高等数学、自然发展史等理科课程，后又在理科一些系开设大学语文、写作等文科课程。科研上，刘佛年提出抓紧重点建设学科的主张，确定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重点学科，以带动办学水平的整体提升。1984年，任华东师大名誉校长。

为60年代教育科学发展注入了新声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改善我国文科教材长期落后的局面，在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周扬主持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批中坚学术力量，着手编写包括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学等人文学科的“中国化”教材。

当时学界开始反思杜威的教育理论与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实践，并对其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刻的批判，同时诸多关于改革与发展的教育思想与意见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于是，教育学便成为了整个文科教材编写的重点部分。当时，文科教材编写的主编大都已经选定，却唯独教育学的主编人选尚未敲定。1961年2月19日，周扬在上海召开的高校党委书记会议上，最终提议请刘佛年主编《教育学》。

这对于早年便打算在教育思想史研究领域深耕下去的刘佛年来说，完全是始料不及的。况且要求其半年内完成教材编写工作，以解国内教育学教材空缺的燃眉之急，刘佛年当即表示如果不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空发议论，恐怕难以服众。而周扬的答复很明确：“先编出一本来，教材总是先‘有’后‘好’，以后教材还可以换。现在编的教材字数不要太多，是纲要式的。”

在这种“只争朝夕”的氛围之下，刘佛年着手主持《教育学》的编写工作。为此，华东师大同意刘佛年脱离行政工作，全力以赴做好教材编写工作，并抽调教育学的教学、科研骨干教师组成编写班子。编写组进京封闭作业，以专心编写工作。为了摆脱“政策资料汇编”的传统窠臼，刘佛年与编写组将教育学教材定位于既遵循或不违背现行教育政策，又使教育理论的陈述与政策保持适当的距离，使其接近教育的专业研究。基于这一定位，他意识到《教育学》的编写工作一定要打破既定的框框，直面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及其与其他基础学科的关系问题；教育学的理论性质；教育学问题域及其研究对象；教育学研究方法。

受命后不满半年的时间里，刘佛年领衔的《教育学讲授提纲》便告完成。翌年，讨论稿亦撰写完毕。新中国第一本《教育学》由上册、下册与附录三部分组成。上册涵盖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教育与儿童身心发展的关系”“教育目的与教育方针”“学校教育制度”等7个章节；下册包括“思想教育的意义、任务与内容”“思想教育的过程与原则”“思想教育的途径与方法”等7章；而附录则对教育与经济发展（1979年版增补）、电化教育（1979年版增补）、美育等内容进行了介绍。教材完成初稿后于1962—1964年四次内部印刷使用，每次付印前均有修改。1978年，应教学需要内部重印了这部《教育学》，并于1979年正式出版，署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编写组”。

这部成书于1963年的《教育学》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教育学教科书，它改变了我国沿用甚至照搬西方教育学教材的局面，重新推翻了凯洛夫在苏联版《教育学》中所形成的框架以及长期以来国内教育学教材“政策汇编”式的惯习，奠定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学教材编写的基本框架与原则。

作为主编，在《教育学》的编写过程中，刘佛年突破了一些是时尚未涉猎的思想禁区，提出了一些难能可贵的理论创见，为60年代教育科学发展注入了新声。譬如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中，首次提出了教育不完全是上层建筑的问题并肯定了教育自身的独立性，同时还确定了“教育学主要是从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教育与儿童身心发展的关系等方面去研究教育工作的规律”。

“群贤毕至”，自然“桃李芬芳

1977年，时任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辗转找到了王智量。那些年，王智量正“忙”着修防空洞、在街道小厂搬钢板、在黄浦江边扛木头，旁人眼中不过一个靠股子力气养家的临时工，但刘佛年清楚，他找的人正是北大第一届俄语专业毕业生，20余年坚持翻译普希金名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家。

校长找上门时，王智量一家的境遇堪称“拮据”。“当时我们家穷得不得了，连床都卖掉了，一家五口人都睡在地上，那天我先是看到一双腿，然后才看到一个人走进来了。”早年接受《文学报》采访时，王智量如是说。刘佛年邀请王智量去华东师大任教，所有手续都由其亲自督办，并给了对方三个选择：一是去中文系任教，二是去外语系任教，三是去他自己所在的教育系，从事外国教育史的研究。王智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系，从事外国教育史的研究。理由很简单，他说：“我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报答刘佛年校长。”

“群贤毕至”，然后自然“桃李芬芳”。

77级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用华东师大历史系一位教授的话来说，“这一届华东师大的学生，可谓精英荟萃”，“后来也出现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学者，如中国哲学史专家杨国荣，西方哲学史专家童世骏，国际问题专家、华东师大人文学院院长冯绍雷，等等”。为何“人才”如此“济济”？当年上海高考招生委员会主席恰是刘佛年。据说，当时招生的时候，华东师大比其他学校早到半个小时。于是，上海文科考生中的佼佼者、当年在社会上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之中，被抢到了华东师大的并不占少数。

2011年夏，数学家郑伟安彻底辞去供职20年的美国加州大学终身教职，全职回到母校华东师大任职。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典型，郑伟安从房修队的小木匠成为数学家的故事，在上世纪70年代可谓家喻户晓。

当年，对于未通过统一考试、提前破格录取郑伟安为研究生，华东师大校内外亦不乏“不符合规章制度”的反对声音。校长刘佛年从早出人才、出好人才的大局出发，毅然批准了数学系的报告，迅速安排郑伟安进行考试，及格即吸收他进校当研究生。1978年春节过后，郑伟安便来到了华东师大报到。据说，当时苏步青在复旦招收有培养前途的研究生，郑伟安的名字亦在候选名单之中，怎料又被刘佛年抢了先。

如果说此间“校长的机智”仅为传闻，其大师眼光与睿智却也真真实实写在了历史的记忆里。

后来，郑伟安提前毕业，学校又送他到法国留学。1998年底，刘佛年曾在《文汇报》撰文称，相信郑伟安在有创造性的教师指点下，很快就能成为有独创性的人才，“希望教育界多研究一些创造性人才培养的规律和方法”。

优秀的教师应把差的学生教成好的

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并用以指导中国教育实践问题的先行者，刘佛年是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发先声者，是推进教育研究走向基础教育一线、开展与推广教育实验成果的力行者，是师范大学师范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提倡者与实践者。其“求实求精，求活求新”的理念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树立了思想标杆。

1985年底，中国教育学会第二次全国讲座会在武汉召开。闭幕式上，那场被他自称为“自由发言”的演讲过程中，刘佛年一口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教育理论问题：第一，人学习的潜力究竟有多大？潜力很大，现在还找不到极限，因此，不能相信有什么固定的差生，优秀的教师应把差的学生教成好的；第二，学习成绩究竟由什么决定？教育与环境起决定作用，但人的主观因素、主观能动作用也是很大的，因此对于掌握知识来说，态度是很重要的，甚至发挥超预期的作用。

武汉会议后，那位日后成长为华东师大数学科学学院荣誉教授的中年人——顾泠沅，便常常有机会在中国教育学会、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会议上，遇到刘佛年，彼此渐渐熟络起来。

一个初夏的日子，刘校长夫妇请顾泠沅家中便饭，饭桌上的话题依旧离不开“教育”。那天刘佛年的兴致特别高，他对顾泠沅语重心长地说：“中小学教师积累的经验很多很多，有人说叫‘汗牛充栋’。但是，你有没有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凡是没有作出理论概括的，往往只能热闹一阵，开了花不结果，有人说叫‘过眼云烟’。于是，新来的教师只好从头摸起。这是多大的浪费，多么可惜。破解这一困境，办法是什么？一是理论工作者深入到中小学去，二是中小学教师都能做些教学研究工作。”

1986年，教育部要培养一线教育家，提议顾泠沅去师范大学硕博连读。刘佛年领衔一个导师组授课，自此结下师生情缘。

上海的冬天冷起来也足以让人心慌，刘佛年家里有一个很“赞”的火盆，于是他家就成了教室。刘佛年家在楼上，每次讲完课，他都要送学生下楼，挡也挡不住。送下楼还要问接着去哪里。有一次，顾泠沅告诉老师，他要去一下学校教科院办公室。谁料刚到教科院不久，就下起了大雨。然后，顾泠沅便看到年逾七旬的老师一手拿了一双雨鞋，一手拿了把雨伞，走进了办公室。他特意跑来给学生送雨具，恩师如父，大概也就如此了。

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必须扎根于中小学校，生根于活生生的课堂。破除教育理论与中小学教育之间那道人为的鸿沟，刘佛年力主研究人员要深入实际，花大力气穿透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屏障。为了推进基础教育教学实验，总结教育教学的规律，他带头身体力行，古稀之年还曾先后五次来到当时顾泠沅工作的青浦县，不仅听介绍，还下学校、进课堂，找教师、学生谈话，然后给予深入浅出的理论剖析与指导。他指出，我国在教育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许多学科还只能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要出自己的成果，理论必须和实际结合，大力加强应用研究。

明源头辨流变，是刘佛年指导学生学习教育理论的突出风格。他常说，教育理论体系庞杂、流派纷呈，一定要分清哪些是源，哪些是流，它们分别产生于怎样的时代背景，源与流之间有什么变化，为什么有这种变化等等，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在茫茫书海中迷失方向。

他说，从国际看到国内，从旧社会看到新中国，学校教学的方式有两种，那就是接受式与活动式，其他很多方式无非是它们的流变而已。接受式有利于教师传授知识，进行单纯的技能技巧的训练，但不利于学生的独创学习。活动式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探索精神，获得出自需要和目的的技能技巧，但不利于学生学习系统的知识。前者的主要倡导者从夸美纽斯到赫尔巴特，一直到苏联的凯洛夫，后者的倡导者有卢梭和杜威。这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潮，两个不同的源头。教育改革与创新离不开对两种教学方式作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两种方式都出现了不同的流变，它们之间有明显的相互接近和吸收的趋势———真理常常在两个极端之间。

刘佛年曾说，目前教学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就创造性教育来说还很不够。“我们上课强调教师讲，国外教师讲的不多，重点在讨论。学生自己看资料，独立思考，畅所欲言。而我们搞一个学术讨论，总是预先指定一个人，准备中心发言，而后大家围绕中心发言讨论。要创造，就不能太受约束，有太多的框框。创造应有创造的气氛。我带研究生，观念上如有不同看法，我们就争一争，我不勉强他们非要接受我的观念不可。只要他们有道理，大胆思考，我就支持。这样可以让他们在思维的大海里纵横驰骋，自由畅想，激发他们的创造精神，提高他们的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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