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0年9月30日的最新数据显示，上海百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3000人，这个城市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长寿之城。
可折叠换鞋凳、LED发光长扶手、马桶辅助升降椅、可变成凳子的拐杖、全套自动报警系统……这些适合老人的居家设施，将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为提升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安全性、便利性与舒适性，2020年开始，上海在部分街道试点开展面向老年人家庭的居室环境适老化改造，即对老年人居住的房屋进行适度功能改造，增加适老的设施设备，消除风险因素。这可说是近年来解决养老问题的新思路之一。
随着1949年以后出生、在新中国扫除文盲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最初一代人步入老年，中国的老龄化格局就转变为：一代具有一定甚至较高文化程度的老年人成为老龄群体的主流。他们当然不同于过往的几代人。他们有对生活水准的追求，但也越来越重视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对他们的养老，也就绝不是简单的增加养老床位、摆几张麻将桌、跳一跳广场舞所能够满足的。
多年前某家居企业为避免成为老年相亲角而不再提供免费咖啡，一时惹得众人关注，然而所关注者，却是所谓“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这种伪命题。事实上，这一现象本身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恰是这一代老年人的精神、情感需求的新变化：仅仅十多年前还只是“夕阳红”之类的电视节目上专家们正襟危坐评析或春晚小品中略带善意调侃的黄昏恋，已经悄然形成如此之大的一个市场规模。这不正是新的一代老年人率性洒脱、与以往不同之处？
每个人都会老，但每个人的老年都与众不同。当我们撇开先入为主的成见，去观察朋友圈中那些转发心灵鸡汤和大红大绿照片的老年人，可能会陷入某种沉思：究竟何谓老年？
一种标准的答案是，老年就是处于生命周期最后阶段的个体。英国诗人丁尼生曾有诗言道：
老人仍有荣誉和任务/死亡将结束一切/但在生命到达尽头之前/庄严的人生要继续/此非不识时务者抗争神明/虽人生大半已去/我等尚欲坚持/虽昔日移天动地之力不再/这就是我们/我们是/同一英雄气概/随岁月、命运变得平和/但坚强意志仍在/奋斗、探索、寻求、决不投降。
与麦克阿瑟那句“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颇有相契之处。人的一生经过婴儿、幼儿、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个体的老化或衰老实际上自人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贯穿于人生活的各个阶段。只不过，人们把年轻阶段的老化描述为发育、成熟，这个阶段从出生一直持续到青春期，人的生理和社会性方面都得到发展。到了一定年龄，所有的器官系统都会出现正常的衰退。这就是衰老或老化的过程。人们习惯于用年龄作为度量和界定老年人的一种“客观”标准，然而这往往也会带来错觉，因为积极的心态、深邃的思维与活跃的行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消弭生理功能上的衰退，从而使一个人“不显老”。
亚里士多德曾在他的修辞学研究中为老年“画像”。他认为青年活在希望中，老年活在追忆里。青年凭热情和欲望行事，难以自制；老年受理性与利益牵引，患得患失。青年爱憎分明，富于道德感；老年圆滑世故，追求暧昧感。在讨论个人品质与美德时，亚里士多德往往通过对处于两个极端状态的特征提出批评，而崇尚中道。如一端是怯懦，一端是鲁莽，中道则是勇气。在这种分析模式下，青年和老年这两个阶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都带有致命的缺陷，惟有壮年（盛年）值得推崇。尽管亚里士多德对于老年的评价总体上是负面的，但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他在谈到“明智”这一概念时，则间接地肯定了老年较之青年的优势。他写道：“青年人可以通晓几何、算术，在这方面成为智慧的，却没有人说变得明智。其原因在于明智不仅是对普遍事物的，而且是对特殊事物的，这须通过经验才能熟悉，青年人所缺少的正是经验，而取得经验则须较长时间。”（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27页）智慧和经验是不同的，一个人可以有经验但不必定有智慧，但也许一个人没有经验也不会有智慧。经验的作用不仅在于它可以充实实际推理过程中所需要的有关具体知识的积累，也有助于避免青年人在缺乏经验支撑下的盲目乐观。年龄与智慧的关联因此建立。
著名素描画家门采尔笔下的老年形象
西塞罗是古罗马最有才华的政治家之一，不仅当过执政官、元老院元老、总督，也是当时最伟大的演说家、哲学家和散文家。《论老年》一文是一篇对话体论著。西塞罗在这部著作中假借年事已高的马尔库斯·加图之口论述老年。值得注意的是，他此时已62岁，他的共和国政治理想已随着凯撒的大权独揽而告结束，并不时受到政敌的排挤和威胁。在家庭生活方面，西塞罗结束了他的第一段婚姻，但随后的第二段婚姻也很快破裂，他的女儿在这时死去，在雅典学习的儿子几乎从不给他写信……可以说，西塞罗的暮年生活是痛苦而孤寂的。《论老年》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创作而成。西塞罗总体上倾向斯多葛学派，崇尚顺应自然的生活。他反对追求那种邪恶的感官上的快乐，认为人们应当追求高尚的理智上的快乐。西塞罗并未将其晚年的悲凉境遇带进《论老年》，却是平和而达观地对老年期的价值和意义大加称道。
《论老年》主要就人们经常提出的对老年的四个质疑进行了反驳。其一，关于“老年使我们不能积极的工作”的观点。西塞罗指出，老年人尽管在体力上有所下降，但他们完全可以胜任脑力工作和正常参与公众事务。其二，关于“老年人年老体衰”的观点。西塞罗指出，老年人缺乏体力，这是确实存在的问题，但是人们也并没有对老年人在体力上有何苛求。“轻信、健忘、邋遢、马虎并不是老年本身所固有的缺点，只有那些懒散迷糊、老年昏聩的人才是如此……老年痴呆也不是所有老年人的通病，只有心智不健全的老人才是如此。”（西塞罗：《论老年 论友谊 论责任》，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第19页）其三，关于“老年使人缺乏感官上的快乐”的观点。西塞罗表现出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气质，对感官上的享乐提出严肃的批判，并提倡节制这种欲望。在有节制的、有道德的生活中，感官快乐的缺失并不是老年人的悲哀，恰恰相反，即使是年轻人，也应当避免毫无节制的感官享乐。其四，关于“对死亡临近的焦虑和恐惧”的观点。在这里，西塞罗展现了理性的伟大力量。在他看来，死亡无非有两种可能，第一是灵魂彻底毁灭，那么，这种情况下死后注定是毫无痛苦的；第二是灵魂得到永生，那么死后将会得到幸福。除此之外不会有第三种可能。而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值得人们去害怕。事实上是，年轻人希望活得长久，而老年人已经实现了这个愿望。至于西塞罗本人，则相信灵魂不朽。他认为，一切都是有限的，唯一可以存留的是美德与正义的行为所赢得的声誉。年轻人的“夭折”是违背了自然的法则，而老年人的寿终正寝则完全是一种非常完满的状态，如同“一团火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渐渐烧尽而自行熄灭”一样，老年时的死亡是成熟后的自然现象。
大约于公元4世纪后期基本固定下来的基督教经典《圣经》中，存在着大量关于老年人的论述。其大体包含如下几方面内容：一是肯定老年的价值，认为老年人能够明辨是非、经验丰富、灵性美好。二是体恤老年的软弱，包括老年生理功能的退化和精神世界的萎缩。三是引导老年的发展，使其认识、追求并享受心灵与智慧的快乐。四是倡导敬老的风尚，以各种例证劝勉晚辈敬老尊老。
在关于老年范畴的近代观念史讨论中，文艺复兴是一个重要时期。蒙田在《论年龄》一文中，表达了对青年的推崇和对老年的贬抑。他认为，人类的全部丰功伟业，不管是何种何类，也不管古代现代，可以认为多半是三十岁之前而非三十岁之后创立的。生命充满不确定性，受到大自然的摆布，年老力衰再寿终正寝这种死法是十分罕见的、特殊的、非自然的，只能将之视为一种特别的优待，可望而不可即。在《论后悔》一文中，蒙田同样对年龄的增长给人们的肉体和精神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表示厌恶。他认为，老年人欲望的衰减与心境的淡泊是一种病态。“人到老年，欲望变得淡泊，一种彻底的餍足感攫住了我们的心灵……老年的抑郁寡欢与羸弱无力给我们打上了懦弱和病态的印记。”（蒙田：《蒙田随笔全集》下卷，潘丽珍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第31页）而对于老年在思想上的宁静，蒙田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幻象。他所认为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应当是不哀叹过去，也不害怕未来，使肉体状况的每一阶段都适逢其时，而不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将一个哲学家的尾巴拴在一个已经完结的人的身体上”，这“瘦弱的尾巴”不能否定生命中最美好、最健全也最漫长的时光。
同一时期的培根通过《论青年与老年》一文对两者的优长做了凝练的表述。他认为，青年较适于发明而不适于判断；较适于执行而不适于议论。较适于新的计划而不适于惯行的事务。“有年岁的人过于喜欢反对别人，商量事务商量得过久，冒险过少，后悔太快，并且很少把事务推进到十分彻底的地步。”（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二版，第156页）
卢梭晚年居住在巴黎普拉特里埃街一所不起眼的旧房子里，过着贫病交加、为社会所抛弃的退隐生活。对未来完全绝望的他，以散文和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这段孤寂的生活。书中散逸着比较浓厚的悲观情绪。他认为，青年期是增长才智的阶段，老年期则是运用才智的阶段。然而，“这么晚才获得有关自己的命运以及他人对此的正确认识，对风烛残年的我又有什么用呢？”（卢梭：《漫步遐想录》，廖灯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39页）老年人依恋尘世、向生恶死的心态虽可理解，但很多人主要是遗憾于其费尽毕生辛劳所获得的荣誉、财富和家业终究只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卢梭则认为，他早已考虑过这类问题，并且领悟到灵魂的静享安宁是一种幸福。
叔本华的人生哲学始终为老年留有一席之地。他将童年与老年这两个分处人生过程首尾的两个阶段，做了富有启发性的比较。他认为，人在童年处于认知状态，而不是意欲状态。童年期的关系不广、需求也不多，换言之，人的生命体验大部分集中于认知活动，较少受意欲的刺激和侵袭。一个儿童全神贯注于其周围的环境，保有一种新奇感和体验、尝试的好奇心。在这种心境下，外部事物是作为客体,也就是纯粹作为表象而存在的。当人们由童年进入成年世界后，逐渐有了“对现实生活的渴望，急切地期盼着做事和受苦”（叔本华：《人生的智慧》，韦启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17页），这就把我们拉进了喧嚣、骚动的人生。人们才学会了解事物的另一面，即事物作为主体和意欲的存在。人行进的每一步都受到意欲的羁绊，随之，一股巨大的幻灭感慢慢降临。叔本华认为，上述过程即为人从生到死、从童年到老年的历程。
在这一基调下，叔本华对于老年阶段的判断，在如下三个方面对于我们理解老年人的精神与心理状态富有启发意义：
第一，老年的时间意识呈现出一种被压缩、被加速的紧张感。从年轻的角度审视生活，生活是漫无边际的将来；而从老年的角度来观察，生活则是一段极其短暂的过去。早年的记忆由此成为一种迥异于其他任何阶段的独特生命体验，不断地被老年人的大脑所提取。老年人既陶醉于对早年的追忆，也迷失在当下的风烛残年。老年人往往表现出对某一遥远“故地”的怀念，这与其说是一种对空间的怀念，毋宁说是时间戴上空间的面具所实施的一种欺骗，他们真正感慨的是流逝的年华。既然老年人对生活逐渐失去意识，童年时期探究外物的好奇心与兴趣也随之弱化，则他们每前进一步，时间的运转就都会显得异常迅速。
第二，老年的人生阅历使其具有一种驾驭全局的整体性视角。青年时期是人的精神、思想的孕育期，这一时期，人们只能对深刻的真实有所直观，但却较难对其深层机理和历史流变作出解释；换言之，青年人获得最初认知是一种直接的认识，通过强烈、鲜活、深刻的瞬间印象而获得。在老年时期，理性、思想牢牢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只有到了老年，当对事物的直观印象积聚了足够的数量，对于事物的直观印象被归纳成为概念以后，人们才会赋予这些概念更加丰富的内容、含义和价值。”人到老年，其在青年时期认知的每一个概念，都有了更多的生命体验和实例证明，此时的知识经过反复多方面的思考才真正变得连贯和统一起来。人到老年，有可能以一种出世而非入世的眼光看待生活，具备更多的穿透力、洞察力、判断力和对事物根本性的认识。
第三，老年的精神世界展露出一种淡泊、达观、安宁的状态。人们往往认为青年期是生命中的幸福时期，而视老年期为悲惨世界。西塞罗、柏拉图等许多哲学家都对此观点提出了否定性意见，而他们的一个共同否证路径则是对“情欲并不能使人获得真正幸福”这一点的强调。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序言里明确地指出，耄耋之年是最幸福的，因为人们终于摆脱了那不停烦扰的情欲。叔本华对此大为赞同。他认为，老年期的人们得以从青年期百般煎熬的情欲中冷却下来，过上一种宁静默想的省思的生活。我们不能凭老年人生理机能的衰退而断定更加远离幸福。精神的安宁绝不意味着生活的孤寂和无聊，只有那些除了感官享受和社交乐趣以外别无其他探索性的兴趣偏好的人才会感到如此，而那是因为他们并未开发和丰富自己的精神潜力。叔本华略带刻薄地称这种了无生活乐趣的老年人为“生活中的余烬”，他进一步说“大多数人本来就是呆笨的，到了高龄以后，他们就越发变得像机械人了”（叔本华：《人生的智慧》，韦启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36页）。
波斯纳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法学家，涉猎极广，著述甚丰，时常超越学科传统边界，对诸多热点社会问题做跨学科的研究。1995年，时年56岁的波斯纳法官出人意料地出版了《衰老与老龄》一书，就老年人的医疗保健、老年人犯罪、老年就业年龄歧视、老年人退休金和社会福利安排以及老年安乐死等许多相关问题发表看法，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他在老年经济心理方面的分析颇有见地。
其一，对“老年人易于悲观”的解释。波斯纳将亚里士多德关于“老年人易于悲观”这一论题做了更细致的展开。他认为老年人的这种悲观带有醒悟的成分。那些致力于改善人类生活的计划通常“建立在希望而不是经验之上，年轻人可能读到过关于这些计划失败的信息，但是老人却亲身经历了失败；在人类行为的许多领域中，书本知识难以充分地取代生活经验”（波斯纳：《衰老与老龄》，周云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第127—128页），因此，醒悟过来的“聪明”老人变得只专注于他们自己的当下生存境遇与幸福，而对于其他任何“宏大叙事”失去了耐心和兴趣，这样做的另一个后果自然就是老年人的冷漠、贪婪、封闭和自我中心化。
其二，对“老年人自我中心”的解释。波斯纳首先提出了所谓“最后阶段”与“死后效用”问题，即当死亡迫近时，一个人会关心自己当前的行为给自己死后带来的影响。一些无神论者临终皈依的原因是，来世的收益和成本显得十分紧迫，无论因不确定性之故，这些收益与成本要打多大的折扣，它们仍然极有可能战胜现世的收益与成本，因为死亡的来临使现世的收益成本分析的意义大为减弱。一些相信有来世的人牺牲现在的消费以增加对来世的期望，这也可理解为将现世的消费转移到死后的未来。非宗教信徒则更关心自己死后的名声或名誉、家人的福利等等。生命临近终点之时，死后的声名在一个理性人的效用函数中所占的分量比以前要大。由此可以推论，老年人比起年轻人更少后悔。因为后悔的效用和意义在于，它可以降低后来发现是错误的行为再次出现的可能性。老年人虽有很多的经验，但是他们从汲取经验教训的行为中获益的概率也相对较少，激励不足。
其三，对“老年人倾向保守”的解释。波斯纳认为，老年对周边环境和事物变坏而不是变好的事情更加敏感，与年龄相关的动态智力在老年阶段不断下降，导致他们难以利用创新的益处。因而年轻人较之老年人更容易接受艺术、时装或生活方式方面的创新；而老年人会警觉地意识到“创新”过程中可能丢失的东西，甚至对“创新”产生抵触情绪。老年人吸收新信息的代价比年轻人要高，其吸收新信息所获得的收益比年轻人要少。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种成本和收益平衡的变化，使得老年人比年轻人更不愿意接纳新观点、应用新工具、学习新方法。波斯纳进而将这种分析扩展到老年的经济行为之中，他指出，一个人的年龄越大，其财富中金融资本较之人力资本的比重就越大，而一旦退休，则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就会消失。因而，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没有工资收入来弥补投资风险带来的损失，承受风险能力就要小，往往倾向于采取保守的经济策略。
其四，对“老年人创造力与领导力”的解释。波斯纳认为，在那些衰老缓慢的老年人当中，人们可以设想其创造性和工作能力远远没有下降到临界点之前，继续工作的成本升高会与继续工作带来的收益下降相交。他们从拥有或希望拥有来世的好名声（此即“死后效用”）中，得到了很大的精神收益。对于这类“工作狂”型老年人来说，增加一项工作对于其精神收益的边际贡献降低。因而，持续工作到老年还能保持旺盛创造力的人们往往具有这样一些共性：他们退休收入少，但可以从工作中获取精神上的（与名声无关的）收益，他们轻视休闲，衰老得非常慢，或者是从很高的巅峰上开始衰老，因此其“残值”也会很高。波斯纳根据人的创造力巅峰到达的年龄及其持续性这两个维度，将不同职业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早期巅峰但不持续性职业，包括职业体育运动的大多数领域、自然科学的大部分领域；第二类是早期巅峰且可持续性职业，包括人文学科的大多数领域，如文学、艺术、音乐、绘画、雕塑等；第三类是晚期巅峰但不持续性职业，这主要有大公司的高级管理等工作；第四类是晚期巅峰且可持续性职业，其典型代表是法官。而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大多数领域则似乎介于第二类与第四类之间。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老年的领导力巅峰往往比其创造力巅峰更晚到来。这既是由于一种把控全局的动态智力和关系型人力资本的积累，通常随年龄增加而扩大，且不易贬值；同时也因为经验是大多数领导能力的重要资本，而它是依靠工作和生活的日积月累形成的；此外在制度层面看，领导能力意味着责任，挑选高职位人选的常见做法，是让候选人不断地做一些更负责任的工作，而这一筛选过程通常也需要很多年。
总之，对于人类来说，如何到这个世间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如何对待“老”、“死”的问题却没有根本解决。虽然今天的老年人过上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凸显现代化内涵的生活，但他们又似乎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备感心理上的紧张和焦灼。人人都希望活到老年，然而到了老年又都持有抱怨。我们对于通过何种制度安排和人文关怀来确保一个更高质量的老年生活愿景，仍然任重而道远。也许，这种改变就可以始自对老年人文化状况、心理需求和精神世界的审视与理解，始自对何谓老年这一命题的反察与沉思。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作者：曹东勃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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