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到上图工作时，我最早是进了上图的徐家汇藏书楼。藏书楼原来是天主教堂，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形成藏书楼，收藏近代资料，后来以西文书为主。从那时候开始，我跟顾老就有接触了，他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时经常去藏书楼。以前没有电脑复印机，都是人力抄卡片，光《汇录》的卡片就有25大木箱、500多公斤。

我们这批人，很多是从其他行当转过来的，不是学院派学生。进上图时，顾先生就是我们馆长，年龄差很大，我当时才20岁多点。在藏书楼工作了10年，1974年图书馆送我去北京大学念古籍整理专业，回来后就到淮海路那边，和顾老在一个办公室。他虽然是一馆之长，但从来不在馆长办公室办公，基本是和我们在一起看东西。

收集、整理、揭示文献，是顾老一生的主要工作。和很多学者不一样的是，顾老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个人研究上，而是把资料拿出来提供给学者，“服务”的精神很重。顾先生是研究文字学的，在燕京大学时师从郭绍虞先生，后来从事图书馆事业，算是在后方提供“炮弹”，学者们都很佩服他。当然，在收集、整理、揭示文献的过程中，搞了很多目录，这又成为顾老自己的一门学问，以至于成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我们后来称他为图书馆事业家。

有人可能觉得顾老专门搞版本，实际上，凡是他觉得能记录历史痕迹的，他都会收集过来。顾老总是跟我们讲“片纸只字皆史料”，他观察很细致，能从细微中看到博大的东西。

上世纪30年代，顾老从燕京大学图书馆来到合众图书馆。合众图书馆是一个私人图书馆，藏书主要靠捐赠，包括创办人张元济、叶景葵等先生以及一些社会名流。这些人都不是什么特别有钱的大资本家，经费很有限，工作人员也很少，最多时没有超过9个人。顾先生当时是总干事，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很注重文献收集方法。很不起眼的东西，比如家谱、朱卷、登科录、乡试录、缙绅录，甚至于电影说明书、讣告等，他都作为重点收。顾老特地跟我讲过，讣告是人物传记中一个很重要的材料，“如果谁能把全国各地报纸上的讣告收集起来，有个几十年，这本书就很了不起。”

尺牍那时也不受重视，没什么人要收藏。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进了租界，汪康年的后代准备把很多书信处理掉。叶景葵先生收来合众图书馆，顾老全都保存下来，共计有700多人写给汪的信。顾老请人将这些装订成册，本来1960年代准备出版的，直到“文革”之后才出来。一般人认为书信没什么意义，老先生就看出了不一样。汪康年当年搞《时务报》时，很多人写信呼吁抗日救国、兴办实业，顾老觉得这些书信对研究戊戌变法、甲午战争非常重要。汤志钧先生写《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时，最有说服力的史料就是汪康年的书信，纠正了历史上的很多说法。

清光绪年间，大概是1905年出了《李文忠公全书》。在此后的约100年时间里，大家都认为这应该是李鸿章最全的全集了。实际上，这本书只有30%，并没有出齐，只出了当时认为重要的李鸿章的一些政论。全稿由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收藏下来，1940年李经迈去世后给了儿子李国超。李国超解放前后去了美国，把全稿给了震旦大学。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震旦变成二医大，很多文科资料都要送出去。顾先生说他接到上海文化局打来的电话（合众图书馆当时归文化局管），让他到重庆路（二医大地址）看看有什么东西是他需要的。正规的一些书，复旦大学都收去了，余下的有好几箱，书也不是，没人要。顾先生说，“我只要这个。”这里面就是现在看到的《李鸿章全集》，多了60%到70%。

老实说，拿着这些资料，顾老自己就能研究出好多东西，但他始终把“服务”放前。李鸿章写给潘鼎新很多信，顾先生就推荐给年子敏先生去研究，年子敏据此重新编注出了《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图书馆事业是一种幕后工作，顾老就是这样“甘为他人做嫁衣”。

不少人以为，老先生搞古籍研究，一定很保守。其实，顾老在技术手段上就很有创新精神，从几个例子都可以看出来。

图书编目有个特点，顺序很重要——检索主要靠顺序，记忆也是按顺序来最简单便捷。以前的编目都是书本式，要调整的话就讨厌了，又要重新抄一遍。从合众图书馆开始，顾先生就很注重用卡片。卡片以前也有，顾先生算是比较早提出用卡片的，用得也比较多。我就此问过顾先生，他说卡片最快，用起来“像扑克牌一样”，纠错也很方便——卡片一提，朝后一插就行了。今天按类分，卡片就按类目排；过两天觉得还是按书名排吧，就按书名再排一次；再过段时间，想想不对，又可以换另外一种排列方式。

不仅如此，顾先生还主张用油印卡片。原先都是手写，油印就可以印好多份，分别按类别、作者、书名来排列，一次能解决很多问题。在编《中国丛书综录》时，最后直接把卡片发给出版社，在这以前基本都是把卡片内容抄成书，再交给出版社。胡道静当时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编辑，跟顾老是世交，胡先生就提议不要抄了，抄来抄去麻烦，还容易错；抄成书后想改也麻烦，要为两三个条目颠三倒四改几次。把卡片直接发给出版社，万一有错，抽出来换个位置就解决了。可以说，用卡片排目录，《中国丛书综录》算是比较早的，这与顾、胡两位先生的默契很有关系。

当时的检索多是按照汉字笔画排，数起来要命。顾老很推崇中国的四角号码——把汉字转换成数字，便于记忆，检索起来也快。《中国丛书综录》就用了四角号码，出来后有反对的声音，顾先生有点为难，胡道静就提出，别说《综录》了，上海公安局的户口卡也是按照四角号码方法排的。实际上，几十年下来，人们发现还是这种方法快捷。这在当时算是比较领先的。

在对藏书的库房管理上，顾老也有“好点子”。合众图书馆库房很紧张，如果按照分类上架的话，每个类后面要空很多出来——今天排到一个位置，过几天要插书进去。书库实在没办法解决，但其他图书馆都是这样的死方法。为了节约空间，顾老提出要固定上架，不管什么书，给它一个固定号码，“1号”、“2号”……书库永恒不动，保证饱和及充分利用，变化在卡片上。卡片印好几套，“1号”有好几张，不管是按照类别、作者，还是书名，最终都对应到“1号”。这种库管方法在上图比较流行，一直延续了下来。

我在北大进修时就深深感觉到，学院派搞古籍整理研究，理论讲的多，实践太少。现在，很多硕士、博士来了后，具体工作不会做。当然，我们得承认，离过去的年代越远，文化差异就越大。顾老他们一代比我们离过去近，他们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就蛮稀奇。现在馆里招聘员工，要求用繁体字写简历，或者抄一封信，大多数人都不行。搞历史文献研究，离时代越远，需要的知识就越多——年轻人要从学繁体字开始，我就不需要，因为我们那时用的就是繁体字；我没念过四书五经，拾起来很费劲，在顾老、潘老那时算是必读。可以说，现在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但其实呢，很多东西在学校讲很久，在实践中就非常简单,1990年代，顾先生到北京图书馆和任继愈馆长交流时，就探讨过如何培养学生。顾先生也跟吴织说过：“我带研究生，最多一个月讲一次课，他们能从我这学到什么？你啊，碰到问题，我就给你讲，不是每天讲，而是每时每刻都在讲，你又能学到多少。”几位老先生都是这样，在实践中传授给我们很多宝贵的东西。

有些人搞古籍研究，发现是宋刻本、元刻本，就拼命收，其他都不要。顾先生常常是，“你们不要的都给我，我要。”现今看来，那时“不值钱”的东西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都成了非常重要的资料。老一辈图书馆的人，都很看重“服务”——资料收罗进来，整理、揭示出去，供学者去发掘有价值的东西。当年，汪熙教授发现“盛宣怀档案”里面，有个算命的给郑观应记过生辰八字，很详细，但和外面流传的“事实”不符，有人就质疑算命先生“不靠谱”，其实算命先生才靠谱。这很好理解啊，算命时提供的肯定是真实的生辰年月，考试、做官这些，上报年龄都有可能虚假。古籍整理工作，帮助学者纠正了很多历史说法。顾老和几位老先生都是这样，“甘为他人做嫁衣”。

顾老生活很简单，平时去食堂经常就买二两光面吃。他搬家那时还没搬场公司，都是我们小辈去搬。我进上图时，顾老六十几岁了，放到现在都退休了。我现在这年龄，再去做什么就感觉力不从心，他老人家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比我年纪还大。耕耘不辍，顾老一直没退休，一直干到最后，为我们留下了很厚的“家底”。

作者：陈秉仁（上海图书馆原古籍部主任）口述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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