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1年参加的工作，一开始在鸿英图书馆（后改为报刊图书馆），1955年又去了合众图书馆（后改为历史文献图书馆），主要任务就是收发信件，与各地的图书馆保持联络。

当时一日三餐都在单位。顾老房间有一张圆桌，到了饭点我就过去，陪着他和师母，一边吃一边聊。我们年纪小，偶尔还会跑到外面解解馋，但顾老很容易满足，无论食堂烧什么都不会挑剔，饭后不忘把桌上的米粒全部捡起来吃掉。只有当儿子顾诵芬从外地回来，老两口才会临时加餐，改善一下伙食。

顾老不会给你灌输大道理，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来传递榜样的力量。别看历史文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只有区区一二十人，但学习风气特别好，不管是像潘景郑、王煦华这样的专家还是扫地、送信的工作人员，都在利用业余时间提升自我修养。尤其是王煦华夫妇二人，每天下班后都会留下来，做研究、查资料，往往到了晚上十点才回去休息。那个时候，除了开放所有书库，顾老还安排人员值班留守，提供便利。

图书馆的附近就是常熟路，那时有不少私人经营的小书店。晚上闲来无事，顾老会叫上我一起去，一边走一边看，有中意的书籍就掏钱买下来。回到馆里，他让人登记入库，明明是自己的书，转眼贴上了公家的标签。图书馆购书经费有限，顾老就带头捐献图书，其他人也纷纷效仿。我没有藏书，但也不甘落后，跑去哥哥那里拿了几本普及马列思想的书籍，然后直接送到了图书馆。记得其中一本是《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萧三写的，扉页上还有哥哥的签名。

工作后，我跟着大家一起上夜校。见我年纪小，顾老专门开起了小灶，每周讲授两次《孟子》。一时兴起，他会摇头晃脑地吟唱起来。后来，他让我整理张元济、陈叔通的信札，教我从辨认作者签名的细微变化来推断大致的年代。1960年，顾老派我参加《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的编纂工作，“你是‘鸿英’出来的，过去好好学习，多积累一些经验。”这番语重心长的叮嘱指明了我的人生方向。在那以后，我在期刊领域工作了30多年，1996年退休，至今还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我眼里，顾老既是精神导师，又是像父亲一般的亲人，师母潘承圭对我也是关怀有加。1958年干部下放，她给我买了一套绒衣绒裤，“郊区比市区冷，棉毛衫不耐寒。”我顿时难掩泪水。“文革”结束，物质供应还不充裕，有一天顾老突然来看我，把儿子诵芬孝敬他的面粉和猪油都拎了过来，“你家人多，口粮不够。”

顾老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这一点，认识他的人都有切身体会。我再讲个故事，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的方行在解放前时常到合众图书馆看书，这个好学的年轻人吸引了顾老的注意。有一次，他主动上前打听对方喜欢读什么书，聊着聊着还不忘索要住址，表示日后有机会登门拜访。后来方行有段时间没来，顾老忍不住了，根据手头的地址去找，结果发现门牌号根本不存在。这个疑问在多年以后才解开——方行从事地下工作，尽管有愧于顾老，但也只能隐瞒真实情况。一场误会成就了一段美谈，解放后，他们既是上下级，又是忘年交。

对于来馆查阅资料的专家、学者，热心的顾老总是有求必应。周谷城、胡道静、吴湖帆他们常来，要是图书馆下班的话，顾老就会亲自去书库拿书，有时也叫上我帮忙。有些书很少人借，时间久了，积了一层灰，顾老的习惯性动作就是拿衣服袖子擦擦。他喜欢书，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人。

上世纪30年代初，顾廷龙（右）同冯家升在北平禹贡学会编审文章

顾老的待客之道确实值得学习，但他对于图书事业近乎疯狂的热爱，最初让我难以理解。有时我们正在房间吃着饭，听到屋外有收破烂的小贩在吆喝，顾老立刻发话了：“李文，你快去叫住他。”当着众人的面，堂堂馆长无所顾忌地在废纸堆里翻来捣去，如果发现了什么有价值的“宝贝”，他就会出双倍价钱买下来，比如永安公司老板郭家的日常开销账册。

在顾老的手底下工作，我们经常自嘲自己是收垃圾的，就我个人而言，这么多年没有穿过一件好衣裳。每天把书搬来搬去，屋子里尘土飞扬，哪像现在的图书馆，可以随意穿着体面的衣服。顾老同样如此，有时忙了一天，他身上的灰反而更多。不怕苦、不怕脏只是基本条件，如何跟垃圾打好交道也是一门学问，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有这么几件事。

一是我到历史文献图书馆的第一天，为了积极表现，特意起了个早去办公室打扫卫生，最后把屋里的垃圾都倒掉了。顾老来了，脸色有些异样，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他会表扬我，谁知挨了一顿批评，“谁让你倒的？”事后，我知道自己坏了规矩。以往的经验是将垃圾先装进麻袋，类似于电脑系统的“回收站”，有什么不见了就去翻翻，等到实在装不下才倒掉，但必须再检查一遍，防止遗失重要的卡片或是档案。受顾老的影响，我在生活中也养成了这个习惯，家里要是扔垃圾的话，都会条件反射性地多看几眼。

二是解放初期，我们依据上级指示接管其他单位的图书与资料，由于历史文献图书馆规模小，“论资排辈”只能落到后面，眼睁睁地看着好东西都被别人挑走了，大伙儿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唯有顾老若无其事，似乎还有些庆幸，“我们这里地方小，其他图书馆要是看中了，能给它们一个归宿，我也就放心了。”终于轮到我们了，眼前的景象可以用一片狼藉来形容，起初大方的顾老这会儿倒变得斤斤计较起来，“千万要细心，片纸只字皆史料。”

另一个与垃圾有关的故事应该是流传最广的，同时也最具代表性。1955年，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收购了约200担废纸，得知其中可能包含线装书，顾老当机立断带着工作人员去垃圾堆蹲点。现场环境相当恶劣，大家灰头土脸地连续干了11天，挽救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献。后来，“虎口脱险”的战利品用黄鱼车、板车运了回来。再看看顾老，两个鼻孔黑黑的，就跟烟囱口似的。

提到顾老，就不得不提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家谱。当时没人理会这些又脏又破的旧物，我们也是敬而远之。顾老却能慧眼识珠，本来是废纸一堆的家谱，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却获得了新的生命。现在想想，这个老先生真的不一般，因为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他能坚持下来需要多大的勇气。今天我们都在谈如何追寻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精神，家谱的研究价值是其他史料无法比拟的。在上图的家谱文献正式对外开放前，著名新闻工作者邓拓是第一个读者，顾老帮着一起查找资料，直到对方心满意足地离开。

无论金钱还是权力，顾老自始至终都看得很淡，对待一辈子热爱的事业则恰恰相反。早在历史文献图书馆时期，他心底就有了个愿望——以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为模板，把自家的图书馆办好，在传承历史、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1956年，上级部门要求历史文献图书馆为科研单位、机关、高级知识分子服务，确立了定位后，顾老的兴奋之情不可言喻。

对于“文革”往事，顾老闭口不谈，即使遭遇过丧妻之痛，也依然坚强地直面命运。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身体渐渐出现了问题，后来胃部动手术，平时最爱的花生米、松子糖统统不能碰。我去医院看望顾老，做了一些饺子，他一个劲地夸好，还乐呵呵地分给了其他病友。开完刀，老先生精神状态不错，但整个人消瘦了不少。

顾老去世时，我被单位返聘，在总值班室接电话。或许是冥冥之中注定好的，抽屉里多了99个折好的锡箔，这是我学着给家里老祖宗做的，却莫名其妙留下了一部分。我装进信封捎给诵芬，希望在他父亲的遗体火化时一起烧掉，结果他原封不动地从北京带到了苏州，在顾老墓前交还给了我。青烟袅袅，我缓缓磕了个头，泪水模糊了双眼，“顾老，安息吧！”

作者：李文（早在合众图书馆时期跟随顾廷龙）口述，黄春宇撰写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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