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67届高中生，1968年底到崇明长征农场，工作了4年后，1972年冬天“上调”到上海图书馆。因为还处于“文革”中，文化单位那时不算“好”单位，清水衙门，不像工矿企业。当时抽调的机会很多，工农事业局什么的，都有得去。可能考虑到平时喜好，农场负责抽调的干部找到我说：“佐之啊，我看你去图书馆就很好，把你调到图书馆去。”后来，整个农场有50个青年去上图，陈先行和我，都是农场里一起出来的。

到了上图后，大家先进学习班学毛泽东思想，结束以后再分配。他们看我学习班小结写得不错，字也写得好，就把我要去古籍组。我就感觉自己像“老鼠掉进了白米缸里面”。

1973年初进古籍组时，顾老在沈阳探亲还没回来。不过，组长吴织都跟我们小辈介绍过顾老，那时介绍不会像现在这样，“文革”期间都不称“顾老”，而称“老顾”。包括潘景郑、瞿凤起先生，所有人喊起来都是“老潘”、“老瞿”，他们就叫我们“小严”、“小陈”。顾老回来后，我们都跟着大家一起叫“老顾”。印象中，他就是一位敦厚、纯真的老人家，非常和蔼可亲。有一天，吴织带我们新进去的4个青年去顾老西康路的住处，进门后就说：“老顾啊，今天我带4个青年来，你又多4个学生了。”那天，顾老送我们每人一本他编的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

我虽然在初高中时就喜好文史，但对版本目录这些，一点都不懂。拿到书回去，迫不及待地看，当然，看也没看懂什么。之后，几个年轻人又去顾老家里，顾老推荐我们读《资治通鉴》。他把家里收藏的（年代）比较近的刻本拿出来：“你们能看得懂的，看到哪里就点一下，一句就一句，读不通也无所谓，点错了也没有关系。”点完一本要给顾老看，再换一本。后来进了大学读研究生，我才明白，顾老那种方法是中国传统学国学的最基础的读书方法。他让我们做一些事情，不会说出多少大道理。后来读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顾老提醒说要做做笔记，叫我随便记什么，爱记什么记什么，有什么感想就记什么。

如果说从1973年开始，我懂一点如何做学问的话，毫无疑问，顾老是我的引路人。至今，已经四十几年过去了。

在古籍所时，我享受到的“待遇”还是蛮好的。吴织分配我跟瞿凤起先生学编目，平时除了看书、管书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上图很多珍贵的善本都运到安徽山村的山洞里藏了起来，后来这批书要回来，就有一个开箱、验书、上架的过程，同时还要核对编目。具体工作主要是瞿凤起、潘景郑、吴织、沈津在做，其间，我受到了顾老、潘老很好的训练。顾先生让我不懂就问，老先生谁在就问谁，他还说“工具书很重要”，这点对我启发很大。研究生毕业留校后，老师周子美先生的课叫我接上去。除了做版本学、做概论外，我思考了很久，目录学还能做些什么呢？框架上没有什么可突破的了，这时就想到顾老说的“工具书很重要”。我的《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就是由此启发，对常用的藏书目录做一些研究，介绍给学生。可以说，能有这本书，就是从顾老那边来的。顾老说我这本书“有助于初学”，当然，他也跟我表示过，“小严啊，你有这个就够了，以后概论性的东西就不要再写了。”我知道，顾老那是鼓励我要有创新，有更深层次的提高。

那时一周上6天班，上班就看书，快乐得很。图书馆里有项工作叫“开架”——一个周期后，取书放书可能乱，或者不整齐，要根据登录号码检查书对不对，放架放好。一来是检查，二来也是让书透透气。我当时就觉得很没趣，干其他能学到东西，这个分明就是“体力活”嘛。我就问顾老“这有什么好学的”，他回我，“这也好学啊，你就记书名嘛。”他对年轻人的教育就这样，没什么深奥的道理，化于日常无形中，让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感慨颇多。

“文革”后期，各单位根据中央的“721精神”纷纷开办“721大学”，我们这边办了个古籍班，上海搞古籍的年轻人都来学习。顾老提供了很多支持，安排了一些课程。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蠢蠢欲动，一心想再读书。顾老跟我表示过，“有什么好考的，我们这里条件不比大学差。”当然，一是尊重顾老的意见，二是受“文革”影响，好不容易户口从农场调过来了，母亲也不支持我考。这一念头就暂且搁下。半年以后，之前“721大学”里有个华师大图书馆的人告诉我，华师大古籍组要招研究生，他们对我很有兴趣，希望我去考。我跟顾老一说，他表示“也没有必要”。据说，华师大古籍所的老师后来委托历史系的吴泽去做顾老工作。我再去找顾老时，他跟我说了一句——“你去大学读书也好，可以开眼界。”走前，顾老还写了一条幅相赠，上面有毛主席语录“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上世纪70年代，上图古籍组成员严佐之（左二）、陈先行（左三）等在一起整理图书

去了华师大以后，有什么事情，我还是会登门向顾老请教。读研期间，顾老让我写一篇文章，考一考四川蜀刻本的源头，还指出怎么找材料，看哪些书。我写成文后交予他。顾老有次从四川讲学回来，我去找他，他拿出一个信封：“小严，我在四川，他们让我讲课，我就用你这个稿子讲了四川的刻本。也没征得我同意，他们在四川的一个刊物上发表了，现在寄来三十几块钱稿费，这个应该是你的。”我当时非常感动。这是我第一次写学术论文，算是顾老让我做的练习，自认也是顾老的功劳和成果。可他，无论如何都要把稿费给我。这件事情少有人知道，我放在心里珍藏了多年。

放暑假时，我也会跑去问他“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大家都知道，顾老最喜欢苏东坡的字，有次他就说：“小严你去做这个吧，做苏东坡书迹辑目。”他自己写好，一条一条，年份排好，标注可以看哪些书。我就按照他给的“单子”去找材料。出于各种原因，加上要操劳很多事务，顾老想做的一些可能后来都没有完成，遗憾是有点遗憾的。

老先生平日里待人特别平易。那时候，顾老帮人家写字，我们一帮人就很开心，磨墨的磨墨，铺纸的铺纸。图书馆里谁想要他的字都可以，他甚至给人家写帖去临摹。有谁结婚了，顾老会主动写字送上。对晚辈特别提携，平等地以礼相待。看到年轻人来，顾老都会站起来，送人也会送到门口。有一次去他家，中午留我吃饭，下午有个活动邀我同行。到了现场，门口摆着贵宾签到簿，他签好后说：“小严，你也签一下。”我那时还是小辈，哪里敢签。当年，周总理去世后有一个座谈会，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顾老哭，他跟我们说，“总理讲的要活到老学到老，我也要这样。”不久之后，顾老就打了入党申请报告。

离开上图后，有一次我去找顾先生，说到一篇文章里讲雕版印刷的起源。我指出文章里的观点早被人批驳了，便跟顾老说想写一篇文章批驳一下。顾老带着一口吴侬软语说：“这种文章不要去写，花了时间，写出来没人相信、没人看。不要轻易陷入那些无谓的争议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就好了。”研究生毕业时，所里的领导请顾老作为我的答辩老师，他表示要避避嫌，后来还是请了潘景郑先生。其实，我明白顾老当我是他老人家的弟子，觉得这种情况还是不要出来讲为好。

很多人评价顾老——“大叩大应、小叩小应、有叩必应”，顾老一直就是大求大应、小求小应、有求必应的。要做成一件事情，你去咨询顾老需要看哪些书，他都会一一告诉你，所以做东坡书迹辑录时，他能列出书单给我。

沈剑知当年为感谢顾老作《李映碧南北史合注跋尾》，在给顾老的一通信札中写到：苏诗“观书眼如月，罅隙靡不照”，谓公遍读藏书得其要领，不比一辈但知版本而不能读也。

顾老是真读书，算是在传统学识中游了一个遍，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了古籍研究这里。用这么一大缸水，化解版本目录这一个方面。沈剑知对顾老的评价，也正是我想表达的。我们经常说，藏书家分五等：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除了掠贩，前面“四大家”，顾老都算得上，尤其是校雠、鉴赏。顾老去世以后，我们给他的定论就是——图书馆事业家、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等等。2005年，我同当时复旦古籍所的章培恒先生联合举办了一个古典文献学的学术研讨会，探讨顾老在古籍研究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就。我们一致认为，古籍事业的传承，人是第一位。我们这一辈人，很少没有受到过顾老教诲的，只不过多一点少一点。老人家学识广、眼界高，用这样的底气做版本研究，味道是不一样的。包括潘景郑、瞿凤起，几位老先生都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作者：严佐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口述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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