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近日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了两通洪深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亲笔书信，未见收入《洪深文集》《洪深研究专集》《洪深：回忆洪深专集》《洪深文抄》《洪深戏剧论文集》等洪深文集或其他研究成果。此外，该案卷中还存档了洪深作为评选委员，参与教育部组织的抗战剧本选的相关史料——1939年洪深被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聘为抗战剧本评选委员会委员，并于1939-1940年间评选抗战主题的话剧剧本。1940年3月23日，应征的162种抗战剧本完成终审，洪深共评阅了21种话剧剧本，并于1940年5月16日收到酬金一百元。这些内容也未见于《洪深年谱》《洪深传》《洪深年谱长编》等著录。兹将两通书信和史料整理，并略加考释。

1938年12月，教育部“为奖励创作，加强宣传起见，拟公开征求有关抗战，话剧及歌剧剧本，严选佳作，印发各剧团公演”（《教育部关于国立戏剧学院呈送各种剧本审查问题的文书》，（五）11981），并与国立戏剧专科学院共拟《教育部征求抗战剧本办法》。1939年4月7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向余上沅、万家宝、赵太侔、洪深等发聘函，洪深于4月10日函复（《教育部调派聘任抗战剧本评选委员会委员及征求抗战剧本办法的有关文书》，（五）11977）。兹将全函迻录如下：

立夫部长勋鉴：

敬复者，昨奉聘函一件并征求抗战剧本评选委员会组织规则及征求抗战剧本办法各一份，命在该会担任委员一席，深自当遵命效劳，肃函奉复，谨表谢悃。敬请

勋安。

弟 洪深启

四月十日

十三位抗战剧本选委员审阅剧本统计表 印本

洪深审阅剧本酬劳的收据 印本

洪深是久负盛名的戏剧教育家，对于学生演剧一向鼎力支持。1944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制定了学校演剧的管理规则，并征求戏剧界专家们的意见，至1945年5月16日，仅收到洪深一人的来函。《学校演剧管理规则》分为总则、剧场管理规则、后台管理规则和排演管理规则四个部分，每部分又分若干细则。洪深在信中对“总则”的第三条，以及第二部分“剧场管理规则”的“会计”中第五、六款和“招待”的第七款共三处细则提出了建议。洪深认为，《规则》中“会计人员登录账目应采用新式薄记”和学校演剧的账目结清后，“不得（笔者注：向主管机关）请求弥补亏损”两条未必行得通，而“招待人员检剧场坐次布置完竣后，应挨次粘贴坐号”一条则为不必要。同时，他建议各项规则的制定应尽量简洁并举实例，以便推行。（《教育部戏剧剧本奖励补助管理和审查办法的有关文书》，（五）11976）兹将全函迻录如下：

敬复者：

学校演剧订定管理规则，自较无规则为妥，惟草案似嫌烦琐，若干项未必能行得通（如会计第五条及第六条末一句），或亦不为必要（如招待第二条），倘改定为原则十条，下举实例，似较易记住也，尚乞

酌定为祷，总则第三条“专演闹剧文明戏等”八字可删。闹剧为剧体之一，与悲剧喜剧趣剧，同列为戏剧之同种主要形式。在戏剧理论上，《哈孟雷特》亦闹剧也，古希腊名作，十九皆闹剧也。文明剧为“无剧本之演出”，术语为“即兴表演”，此两者皆形式，其内容可优可劣也，匆复，此致。

社会教育司

洪深启

卅三，九，二十

《学校演剧管理规则》的“总则”第三条为“学校演剧应以教育为主，不得迎合社会鄙陋之低级趣味，专演闹剧文明戏等”，洪深认为，应将“专演闹剧文明戏等”八字删除，此条建议体现了他对闹剧和文明戏的认知观念。早在1929年，洪深为了在国内普及外国的戏剧术语，曾在《民国日报》的副刊《闲话·戏剧周刊》上，6期连载了《术语的解释》。据《洪深年谱长编》载：“《术语的解释》分别解释了（一）戏剧的；（二）剧场的；（三）闹剧的；（四）悲剧与喜剧的；（五）原缺；（六）趣剧；（七）故事；（八）情节；（九）补叙；（十）‘伏笔’及‘张本’；（十一）剧情；（十二）焦点；（十三）蛇足；（十四）紧张或关子等术语。”且标注了“本文收入《洪深论文集》时，删去‘戏剧的’，‘剧场的’，‘闹剧’和‘张本’数节，并调整了文序。”（古今、杨春忠编《洪深年谱长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第90-91页）笔者通过考察、对比《闲话·戏剧周刊》上的原文和收录该文的多版本文集，发现《长编》的相关表述有误。首先，最早收编《术语的解释》一文的是1934年由天马书店印发的《洪深戏剧论文集》，且该论文集的篇目是洪深亲自选取、编辑的。正如洪深在《自序》中所说的：文字“应得修改处”，“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也都修改了”。（《洪深戏剧论文集》，天马书店1934年版，第2页）洪深在删改《术语的解释》时，不仅“删去‘戏剧的’，‘剧场的’，‘闹剧’和‘张本’数节，并调整了文序”，还以“附录”的形式增加了连载在《闲话·戏剧周刊》（第13、14期）中的《内容与技巧》（有删减）一文。（笔者注：后来，《洪深文集》在收编《术语的解释》一文时，又在《洪深戏剧论文集》的基础上作了一处小改动——将文中的“附录：十一、内容与技巧”直接改为正文）其次，副刊原文《术语的解释》的第五部分并非《长编》所载的“原缺”，而是将“悲剧”“喜剧”分列为第四、五部分。

《民国日报·闲话·戏剧周刊》1929年11月27日

在副刊原文《术语的解释》中，洪深认为，闹剧是戏剧的一种形式，具有“完全是情节支配了个性”的特点。由于闹剧之中，“好人和坏人都各趋极端，情节又复杂得利害，不断地接连着发生。这对于人生是不甚真实的，所以闹剧这个字也竟成了恶意的骂人的名词”。（洪深《术语的解释：（三）闹剧Melodrama》,《民国日报·闲话·戏剧周刊》（第15期）1929年9月4日）同样的，文明新戏（后简称文明戏）“原先决不是恶意的”。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在日本东京创办春柳社的一些留学生陆续回国，开始了春流派的国内演剧活动，与此同时，国内在学生演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剧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1910至1913年间，以上海为中心的新剧活动空前兴盛，演剧活动十分活跃。（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话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后来，随着文明戏团体的日益增多，“戏与演员，同时退化，同时失败”，“文明戏”逐渐变成了“卑贱的名词”。（洪深《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序马彦祥著<戏剧概论>》，《洪深文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93-96页）由此可见，洪深对闹剧和文明戏的评判是从发生的角度且用历史的眼光，他认为，二者是戏剧的两种形式，并无先天性的内容优劣，不应将闹剧和文明戏与“低级趣味”划等号。

洪深亲笔书信印本

此外，书信的信纸页眉标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军中实验演剧宣传队笺”字样，这也表明了洪深执笔之时的另一个身份——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戏剧科科长和戏剧指导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负责戏剧编导工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是在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成立的文艺组织，而直属该组织的抗敌演剧宣传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演剧方式进行抗日宣传的文艺团体，全称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宣传队”。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该队组建于武昌之时，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是分开成立的，“皖南事变”后，正是在洪深的主力之下，才合并为“抗敌演剧宣传队”。（吕复《洪深先生在编导和组织工作上对我的启示》，《洪深：回忆洪深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45-55页）这两通简短的佚信，体现了洪深对中国戏剧教育和戏剧运动矢志不移的贡献，以及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洪深以戏剧为兵刃，宣传抗日、鼓舞民心的有益实践。洪深不仅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开拓者，更是文艺工作者的楷模。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电影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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