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有江南情结的人，能在此中依稀寻梦。”江南烟火中，小小栖镇里聚散悲欢，社会万象奔涌而来，作家萧耳长篇小说《鹊桥仙》的底色就是由那一口“仙气”吊着的世态人情。

《鹊桥仙》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1春卷》，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到千禧年，运河边的大码头，青梅竹马的一小群人，先后走出栖镇，各经人事，风筝的那根线仿佛要断，却又没有断……多年以后，看似繁华不再的江南古镇，再次成为昔日发小们的人生舞台。一场场婚礼与葬礼，一次次聚散离合之间，“往事成心事，流年似他年”。上海作家金宇澄如是形容——“给读者打开一幅精准的江南重彩图”。

“可能每个作家想写的第一本书都是和自己有关的，和家乡有关的，但是那时候往往还没准备好。这是我的第十本书了，我第一次写小说就想写这个题材，但写了5000字就写不下去。这个想写到写成的过程其实是在不知不觉的积累。直到20年后再动笔写故乡，才真正有了感觉。”萧耳直言这本书也是献给发小们的，在中年回望她的少年时光。因此所有经历、所思所想所感，一切生命体验都融入其中。

她直言：人人都有一个故土家乡，但未必人人都爱自己的故土故地，“爱，恨，不爱，漠然，无感，都各有各的处境，各有各的理由，我觉得这一切跟故乡有关的情感都跟个体记忆有关。你在此的某个人生阶段获得过它的善待，有愉快难忘的忘记，多年之后回望，可能不知不觉中也有‘滤镜’一二，回望或审视，思念或淡漠，都是主观的情感。我对塘栖故土不是一种简单的欢喜或不欢喜，可能因为非常了解这里的生活方式、民风世情，人际关系等，我呈现了《鹊桥仙》里的栖镇，动笔之时，当然也想过这毕竟是长篇小说，如果只是‘温情脉脉’，那么写几篇随笔就可以了。”

“长桥有点像老头，大船过桥洞，桥好像颤巍巍的，快要咳嗽出来了。易从从东往西边看桥，长桥有点像老妪，一脸深深浅浅的褶子，一双眼睛又好像随时要流出眼泪，曾经的河上佳人，早不是盛年模样。他们一年年看着桥与河，就一岁岁长大了，如今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书中角色与故乡远远近近、似断又连，何尝不是作家对故乡百味杂陈的感情。

“写出这代小镇人的人心之变，一直是我的一个心愿。也是我自己从上大学之后，一次次回到故乡小镇后不变的，不甘的追问。故乡对我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发小们来说，渐渐变成心头的一粒珠砂痣。不再怨，不再恨，只有爱和思念。”萧耳如是描述：我们是这样一代江南小镇人——生于江南繁华一息尚存时，从娘胎里带着江南佳丽的斯文俊气的骄傲。长于80年代，眼看着伴随着航运的衰落，曾经的这个运河边的大码头一点点衰落下去。随之而来的，是原有的“荡发荡发”式的从容优裕的分崩离析，人心的变异。成年于90年代，更大的世界热情洋溢地从四面八方扑来，来不及深思，便张开了怀抱，我们从河上，陆上，海上，一路狂飙突进着，毫不犹豫地将故乡变成了老照片……“聊起江南性、江南精神，大家有时习惯于标签化一个地方一个人，但写小说我觉得如果完全没有这些概念，可能不太好办，老有一些这类名词盘桓着，左右着，也未必是好事。写作时越是不着痕迹越好。如果读者读完了，能从中总结出几个跟江南有关的关键词，那倒是令人欣慰的。”

《鹊桥仙》四位主角，易知、易从、戴正、靳天，都有现实原型。后三位是作家亲密无间的发小，少女易知身上有萧耳的影子，“白日无事，就搬把小竹椅，闲坐在街边屋檐下看船”等表述，也是萧耳童年的真实写照。“在这么多栖镇女性里，陈易知似乎不那么可爱，尤其成年之后，她被一种无形的概念观念束缚住了，好像是一种哪儿都不对劲的人，无所适从，又过得不好，又想清高，她没有湘湘那么明快。”萧耳谈到，写作中需要考量人物有没有类型上的重叠，比如江南小镇两代人有各色人物，各有特色。再比如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等冲击到这个古老的吴越文化区域后，这些人纷纷在自己的位置上是何种反应，哪怕老一辈，也都是有具体细微的反应。

可以说，江南美学是《鹊桥仙》的重中之重。作者在其中寄托了对江南人物的理想，为什么男女主人公陈易知和何易从都有一个“易”字？“不管读者怎么看，我想说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的阴阳，是二位一体，是我心目中的江南文人、知识分子。我试图从江南水乡文脉里挖出未断裂的那一脉斯文，于是‘知从从知’。”在萧耳看来，江南调性、江南气度在他们身上都是具体细微，方方面面的。比如陈易知因为不吃某种食物而和人结下姻缘，这在江南一带挺正常的，“吃到一起”真的重要。

评论家翟业军认为《鹊桥仙》“是一本唯我的书”，同时很世情，“但是它又有一股仙气，超越世情的一种努力。”萧耳在乎自己和自己的发小这一代人，但“正因它非常唯我，才能吸引我”。

“这本书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萧耳自己的追忆似水流年，你要说它有多少的戏剧性，我觉得它不是以戏剧性见长的小说，而是一个缓慢的流动的小说。”作家、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将《鹊桥仙》归类为世情小说，人间烟火、吃喝拉撒构成了世情小说基本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萧耳书写中国人恒常不变的情感，可谓“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他注意到小说中的方言运用：当我们用标准普通话叙述时，可能会割舍掉那些毛茸茸的生活质地，当萧耳决定用方言写，那些人生经历和感慨通过方言扑面而来，“这也是小说的丰富性所在，方言解救了萧耳在叙事中的体验，使她完全向生命中所有的一切敞开。”

恰如作家路内所评价的：这是一部气息绵长的小说，它仿佛跨越了时代，又仿佛无法跨过。“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得失。每个中年人都能标榜过往年代的好，却往往无力诉说曾经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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