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在谪居江西的日子，邓小平写了很多的信。在信中，他叙述了他自己的生活，讲了他的孩子们。一向只重大事的他，不厌其烦地写些家庭生活琐事，体现了一个父亲深深的爱子之心。

1968年8月，邓小平的大儿子，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因不堪造反派对他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这个情况，当时被隔离审查的邓小平夫妇直到第二年夏天才知道。

得知儿子瘫痪，做父亲的，心情难以平静。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请组织上帮助安排，以使邓朴方得到进一步的治疗。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信作了批示，在中办主任汪东兴的协调下，邓朴方得以住进了解放军三O一医院。

1970年2月9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写道：

“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聚一下，她们没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使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

“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从今年1月份起，中央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205元。1月份，曾请省革委会负责同志向你请示，这个数目是否是我们今后长期的固定的生活费用，未见复示。前几天，又收到2月份的，还是205元，我们当即了解这是新的规定。我们当照此规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当然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我们夫妻，我的继母，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是不无困难的，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给），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每月需要35元左右（吃饭25元是医院规定的，抽烟及零用约10元），两个大学生每月30元左右，三人即需约90-100元。我们在南昌的三个人，只有100元开支。此外，我的小女儿毛毛、小儿子飞飞在公社劳动所得，只够吃饭，其他需用也要适当补助。再者，我们还得积点钱作为孩子们回家的路费（路远，每人来往约需100元左右）和回来时的伙食费（回家来总要改善一点伙食），以及每年总要补充一点衣物、日用品。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但是，党既然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自当从我们自己用的100元中，每月节约二三十元，积起来作为他们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费。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小孩子回来一次花钱太多，也很不容易。将来希望能先将毛毛调到能够靠近我们一些的地方。”

1970年9月13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了儿女们的事：

“我和卓琳的情形，同过去告诉你的完全一样，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晚上，读书、学习、看报、听广播，还做些家务劳动。除了去工厂外，未出院门一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的生活日用，由黄同志和一战士帮助，所以没有什么困难。劳动成了我们最大的一种需要，虽在盛暑，我们也坚持到工厂。在自己院内，还种了点菜蔬。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在医院的大儿子邓朴方，据说治疗方面有一点进步，过去非用人工挤掏，不能大小便，现在能自己小便、勉强能大便了。这使我们很高兴。他的生活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照顾（据说每月30元，伙食25元外还有5元零用，很好了）。大女儿邓林仍在河北宣化，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夫妇仍希望你能给以帮助（上次信提及此事）。其他几个孩子，都在农村劳动，一个在山西忻县，一个在陕北富县，一个在汉中宁强县。”

1970年9月，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说组织上认为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出院，由一护理人员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生活。

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太突然了。儿子病情究竟好转到什么程度，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送到这里他们有无能力照顾等等，使他惶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

1970年10月17日，邓小平给汪东兴的信中写道：

“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我67岁了。卓琳虽只有55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最近低压又由100上升到116，高压180），心脏病也在发展。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从信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当时焦虑的心情。如果儿子真来江西，不但他们三位老人无力照顾，儿子唯一获得治疗的权利也将丧失。不是处于此种万般无奈的境地，邓小平是不会张口向人求助的。

几个月后，邓朴方还是被赶出三O一医院，送进北京社会救济院。得知此消息后，邓小平毫不犹豫，立即提笔，再次给汪东兴写信。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邓朴方现在的情形，我的妹妹邓先群最近去看了他，把情形写信告诉了我们。现将她的来信附上，不赘。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当然，把他接回来，我们三个老人在护理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上床下床都要人帮助搬动的。如果组织上能批准我们，有一个人帮助我们买买东西，做些杂务，同时护理一下邓朴方，那我们是非常感激的。如果组织上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那我们夫妇也愿意自己照料邓朴方，因为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事情。不管领导上是否批准有一人帮助我们，我们决心请求组织上照上次的决定，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恳请领导批准。如果领导上批准，请早点告诉我们，好做准备，免得临时仓促。静候你的指示。”

邓小平的一片爱子之心跃然纸上。

历尽周折，1971年夏天，邓朴方终于获准到了江西。

邓朴方到江西后，邓小平担负起了最重的工作：每天帮助邓朴方翻身、擦澡。卓琳干最脏的活，倒屎倒尿，换洗弄脏了的垫布。为了防止邓朴方长褥疮和蹭破皮肤，邓小平夫妇每天一次或数次为他擦身洗澡，还搽上粉，以保持干净和干燥。

说起这段经历，邓朴方感慨万千：“父亲并不说什么。但是，他为我做的每件事情都非常认真细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做大事很认真。现在，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做这种小事也非常认真。这时候我就会感到心里酸酸的……”

邓朴方在家里整日躺在他的木板床上，每日只能看看书，听听广播。他原来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不但学习好，还特别会动手，做无线电和各种电机方面的活儿。看着他27岁的大好年华，一身的学问和技能，却只能瘫痪在床终日闲居，邓小平心有所思。

一天，在工厂邓小平问修造厂的陶排长：“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

陶排长很奇怪，老邓在厂里干活，一般只是来时和大家招呼一下，然后就拿着锉刀全心全意一丝不苟地在钳工台上锉东西，从来不多言语。今天老邓主动提问，一定有什么事情，不过这个小厂里的确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

邓小平又问：“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活，或者修理收音机方面的事情可干？”

陶排长问：“老邓，你打听这些东西要干什么呀？”邓小平告诉陶排长，儿子邓朴方在家里闲着，他会做一些机电和无线电活儿，能给他找点事情干就好了。陶排长听后明白了。和老邓相处这么长时间，大家都已很有感情，他真想帮上这个忙，但苦于厂里实在没有这方面的工作。

邓小平不甘心，又问陶排长：“厂里没有这方面的活就算了。你们家有没有收音机呀，如果坏了可以让他修修。有点事做，总比整天躺在床上闷着好。”

老邓这样为儿子操心，令陶排长非常感动，但他只能告诉老邓：“不瞒你说，我家只有四五十元收入，小孩有四个，最大的才读小学，还有老人，生活蛮难的，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呀！”

听了此话，邓小平不再言语了。不是因为没帮儿子找到活干，而是这个普通工人的一席话，引起了他的感慨。建设社会主义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一个工人家庭连一台收音机都买不起。作为一个前领导人，他感到痛心。

1972年，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被分别安排进江西医科大学和江西理工大学学习，令邓小平和家人喜出望外。4月22日，他再次提笔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昌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科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20天前就收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一时期，比较松动一点。她走后，两个孩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顾一个残废的大儿子。因此，我暂时不能去工厂劳动，必得在家里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我们想请一个人来帮助做做饭，特别帮助照顾残废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30元以上），且看找的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生病就难办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丧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

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说：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为了大女儿的婚姻问题，为了大儿子的治病问题，为了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他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能为儿女们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

“父亲写信，往往都是为家庭的‘琐事’。父亲这个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在生活中，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就连与他相濡以沫30多年的妈妈，也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而在家庭处于困境之时，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关怀和帮助时，作为一家之长，为了给孩子治病，为了让孩子上学，为了孩子的工作，他会一反一贯的作风，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笔，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而且是不厌其详地写信。他总是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到这么多的委屈和不幸，他总想尽他的能力，尽一切可能，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事再多做点。他从不要求孩子们为他做什么。他付出了对家人子女的全部的爱，却不要求任何回报。这是人世间最朴素的爱。估算一下，那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80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邓小平曾对卓琳说：“因为我们的事连累了孩子们，今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些。”

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毛写的一篇文章——《在江西的日子里》，深情地记述了邓小平在江西的生活。这是她送给爸爸80寿辰的生日礼物。邓小平很高兴，亲笔在这张报纸上作了批示：写得真实。

1973年邓小平和家人回到了北京，又有了家。

历尽磨难，重新相聚，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当初分手时，家里只有五个子女，三位老人。归来时，孩子们都已成双成对，而且有了孙子辈——眠眠。家庭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孩子们相继有了工作，邓朴方的身体也得到进一步的治疗，邓小平的心里非常高兴。

在孩子们的婚姻问题上，邓小平很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他对夫人卓琳讲，我信任他们。所以他们选择什么人就是什么人。

邓林说：我各方面条件不是太好，人又比较老实，所以我父亲可能很担心我的婚姻问题，为此他曾给毛主席写过信。

邓榕说：当时只有我二姐结了婚。我父亲非常担心，因为他的问题，他的子女受到牵连。当时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子女是全国最“黑”的“黑帮”子弟。（对于）我们这种人，别人都不敢轻易接触。我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我当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我爱人贺平，我父亲由衷地高兴。我母亲也非常高兴。实际上当时我和贺平只是通了两封信。贺平当时路过我们家去看他父母，在我们家住了两天，我父亲觉得这个女婿不错。我回来以后，他一拍大腿，用四川话跟我说，好，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当时弄得我有点……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可见他当时那种欣喜的心情。

邓小平对孩子们的唯一限制就是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他说：你们生一个孩子我管，如果你们生第二个孩子我就不管了。

邓榕说：作为邓小平的子女，我们觉得非常幸福，非常幸运。我们真的从他身上汲取了很多精神财富，汲取了很多的营养。这些是令我们终生受益的。

▲本文选摘自《邓小平的平常生活》，武市红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武市红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徐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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