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家认为南翔的新书《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迎合了国家“工匠精神”的宣传导向，意在反映时代核心价值，作为弟子和一些篇章创作过程的见证者，我却看到了另一面。南翔常说，他从小就羡慕那些动手能力强的人，对手艺人的采写，由他的个人兴趣使然，恰与政策吻合，只能算是暗合。若一心想着迎合，为得奖而写作，势必坠入某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早已被淘汰的写作范式的陈窠，不会是现在这本书的模样。

细读就会发现，这本书不仅写手艺，还写出了手艺人的身世之感，折射一段国族历史，文本背后还有更高的精神维度。一位虚构见长的小说家忽然写作转向，目光投向赏鉴器物之美，以古雅的学者型书面文字再现手艺人施展技艺的视觉形象，这不仅是文学样式的转换，对他个人而言，更是崭新的写作尝试。南翔跟那些困于象牙塔概念漩涡的教授不同，他长于田野调查实地探访，“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有时候甚至在恶劣的环境下采访。记得那次在恩施去一个叫“女儿城”的地方采访烙画师，我们找不到出租车，坐上摩的七拐八绕穿行于车流中，耳边山风呼啸，十分惊险。

书中几乎所有的手艺人都经历过匮乏与饥饿。有时候，手艺成了生活的寄托和救命稻草。与物质匮乏相伴而生的是审美的残缺。在政治清明、物质丰裕的年代，才有精美的器物，比如书中的金鱼帽。“男孩的金鱼帽和女孩的金鱼帽不同，除了都有金鱼铺垫，男孩的饰物是小鸟与绒球，寓意展翅高飞、健康成长。女孩的饰物则多为蝴蝶与花朵，寓意有根有叶、如花之美。”当精美器物摆在人们面前时，谁又会想到，在一定历史时期，美好之物会被扣上封建残余的高帽呢。金鱼帽这样具有象征性价值的视觉形象，折射的便是一个时代的审美水平。当美被诋毁，粗鄙大行其道，人们应该思索背后的原因。

“天色向晚，告别之前，一直坐在旁边木椅上当翻译的马元忠，顺手想拿起一顶虎帽子试戴，立刻被阿婆制止了。原来，此地风俗，孩儿的帽子是不能试戴的。阿婆斩钉截铁地说，别人戴过了的帽子，孩子是不会喜欢的。”这一幕俨然是失传许久的中华乡村童话。能安慰人们内心的，绝非什么宏大虚妄的理念，而是日常生活中那些微不足道的器物，恰如蒙塔莱诗中所言，那擦亮的微光，并非火柴的一闪。

在古埃及，死神以羽毛为秤砣，来称灵魂的重量。羽毛是精确的象征，精确是文学的重要标准。英国作家尼尔·盖曼在创作谈中戏言，有人按照他小说中描述的诈骗过程行骗，竟然得逞。这其中的奥秘便是叙述的精确。福楼拜也说，真正的上帝在细节中。精确是《手上春秋》这本书的特质之一。南翔平时常说，无论写什么，都要注重信息量，还总结出三大信息量的理论，生活信息量、思想信息量和审美信息量。他对每一门手艺的采写，务求精细，对捞纸工怎么捞纸，制茶师怎么炒茶，都有传神的描摹。

形形色色的手艺人，之所以一技傍身，皆缘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诉求，当然也是兴趣使然，绝非出于什么华而不实的远大理想。捞纸工周东红苦学手艺，只因母亲反复唠叨，年轻人不学一门手艺，今后看你如何娶老婆。这本书没有高蹈的理论，而是回到纯粹的生活和器物本身，匍匐在生活的地面上，才可以飞翔。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把握，是小说创作的基础。

一些评论家把《手上春秋》归于非虚构之列，我宁愿将它看作一种糅合小说与散文技法的跨文体写作。记者式写作出于时效性，对事物描述仅限于浮光掠影的一瞥。《手上春秋》则是深入民间调查，每一篇章皆精雕细琢，就像书中铁板浮雕作品那样，慢工出细活。工匠手艺抵达一种境界，就跃升到更高维度的艺术世界。例如，“铁板浮雕师在作品烧色过程中发现，当气焊蓝火停留在某个地方时，铁板上会自然呈现出具有瞳孔般效果的圆形斑点。他们会立即将这一发现运用到动物的眼睛上，使得动物的眼睛，看上去很鲜活，给人一种通灵有神的感觉。”南翔的《手上春秋》，则在器物与手艺人的逐一细节中找到了通往艺术世界的入口。

作者：欧阳德彬
编辑：朱斯珺
责任编辑：金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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