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三十年前曾在淮海中路622弄7号蛰居了三年，但是隐身期间却很少去旧上海老城厢老西门转转。只有一次不知为何偶然路过那里，还在一家狭小的书店里见到了薛华先生的《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虽然我此前已经从图书馆借阅过这书，却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从此，在我的记忆中，老西门就与这次难忘的淘书经历联系在了一起。

昨天一早进城办事，从沈杜公路坐8号线刚好是到老西门下。近四十分钟后，从地铁站出来，秋日的暖阳下，只见清一色的高楼大厦，当年那低矮逼仄的印象已经与眼前的情景完全对不上号。我与自己的学生Z君，先是步行到附近的普安路办事，上蹿下跳，等一切停当，已经是十点多钟。凭着我从三十年前那三年所形成的大致的方位感，我们决定从西藏南路步行到福州路文化街去——反正来沪后不多的几次进城，都没有不到福州路的。

因为西藏路上的隔离带，我们师徒两个“乡下人”就先是逆行了一段，再翻过延安路上的天桥跨到西藏路东侧顺行。站在天桥上朝西望去，就是从上海市内的交通大动脉延安路高架上下来的车流；望着这车流，我想起的是二十年前在丽娃河畔参加会议，主办方安排代表们到其时刚落成不久的新天地参观，我与在那次会议上初见的陈来教授挤坐在大巴的同一排上，陈教授发出的那句感慨。而我的学生Z君本来是学与陈教授相近的土木专业出身的，在走下天桥时，一向少言寡语的他竟忽然忆起当年大学教学实习时，带队的老师对他们现场讲解高架桥结构的往事。

过了天桥继续前行，就是工人文化宫了，看到那熟悉的陈年形制，不禁让我想起1990年秋冬时节的一个夜晚，我在此地举办的文汇书展上买到《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先生译本，走出展场时西藏中路上那璀璨的灯火仿佛还在我眼前，而转眼间那竟已经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了。想到这里，我稍微调整了一下身姿，就在工人文化宫前开始摆拍，Z君灵机一动，想出了广角摄像的妙招，果然，在这样的“视域”下，我的形象自然也就“伟岸”了起来——这大概也要算是智能时代的一种“人体增强”了吧！

继续前行一会儿，就到了福州路口。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这里了，但是疫情之后的福州路似乎真的冷清了不少。想起前次上海书城歇业大甩卖时大厦内人头攒动的情形，确有恍如隔世之感。上海人喜欢捡便宜，此话不假，虽然打折买书乃是不折不扣的理性行为，不是么，上海人确实是很精明，记得那次我是兴冲冲地还有点儿自作聪明地从闵大荒赶到书城后就直奔影像部，本想趁此机会入手些CD，但是一进入场地，可能是我那种捡便宜的兴奋劲儿太明显地写在了脸上，在我东摸西摸不久，就有一个几乎是正装——毕竟是卖古典CD的伙计——的中年男走到我眼前，正色道：CD不打折的！不过“乡下人”并没有被此话吓到和击倒，而是照样从容地挑出了千把元的CD，当然内容还是很大众，不外乎就是贝多芬、勃拉姆斯、马勒之类。

除了那次的淘碟行动，书城的存在对我几乎不关重要，因为福州路对我的意义就是旧书街，虽然旧书店早就缩水到快要消失了——刚重返沪上不久，我独自去上海之巅观光，回来打车到福州路去，出延安东路隧道后右拐就是福建中路，就在快要到福州路时忽然发现右手有一家旧书店，就马上叫停了出租车。这家店空间狭小局促，一股没落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微微有点儿心酸，但这又是谁都无可如何的事。如今既然又来了福州路，我就想起再到那里去看看，但是走到近前，却发现那家店已不在了，还记得当年在那店旁是一家与鲁迅的集子同名的名为HOT WIND的小店，也已经全无踪影了，我们就只好回到福州路上继续往前走。

前面不远处就是上海图书公司，大概因为疫情，书店的玻璃门是闭着的，需要推门后扫场所码才能进店，而我却一时未能推开门，看到旁边还有一道门，就前行两步去推那道门，门是推开了，场所码当然也是要扫的，进了门才发现这是一家旧书店，迎上来的是一位应该比我还要年长的老太。就是在她的目光注视下——因为店内空无一人——我们开始了“扫荡”。在翻看了一会儿书架后，我终于没有忍住问那位老者：你们这店是从福建中路上搬过来的吧？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我才在正对门到底的书架上发现了陈乃乾编的那套《清名家词》上海书店重印本，在这家店还在福建中路上时，我就抚摸而未下单这套书，正如我还记得那年在七宝的那家旧书店书架上有《六十种曲》，也是我犹豫半晌而终于轻轻放过的。

毕竟距离上次逛此店已有数年，书店里还是有些此前未见的品种，前前后后选出了数十种我在别处所谓的“小旧书”，我选的这类书，最高的不会超过一百元，多数是五十元以下的。除了多种书目，如《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四部丛刊初续三编目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我还选了同样是上海书店影印的《语丝》和《奔流丛刊》，书架上还有一套《食货》，标价二千五百元，不过我已经有这个影印版的重印本了，正如书架上那部横排精装的标价二百的《邵元冲日记》，我也已经有它的三卷平装重排本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只能克制一下自己的所谓初版癖，不是么？

我选的书中，最有特色也让我花了些价钱的是一套Modern Library 版的Renaissance in Italy，洋红布面精装上下册。我本来就很少出洋，疫情和我近年的个人生涯规划更是决定了我在最近几年不可能有“长期”出洋的计划，这一切似乎让我对这套如果放在纽约的旧书店里一定会便宜得多的书格外“珍视”了起来。

见到我挑出的那些书，那位老者一开始误以为我是自己开书店的，意思就是我买进这些书是准备再次去卖出的——这种“奇遇”至少已经是第二次了，上次在嘉定，那家书店的老板也似乎略有此疑——面对如此有喜感的“美丽误会”，我倒是并未“将错就错”；而老者似乎也开始辨认出些我的选书品位，于是热情地向我推荐起书来。虽然她推荐的书基本上是我不要的，但是上海书店自己办的《博古》还有一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古旧书讯》，我还是选出了几期留作纪念。我所选出的两期书讯中，一期中有篇介绍陈垣和《渔山剩稿》的，另一期中有篇介绍谢国桢和《两当轩集》版本的。薄薄的小册，单价要二十五元，我抱怨价格定太高，老者就用沪语对我说“麦斯好呀”（东西好的意思），我也只好感叹“奇货可居”了事。

翻到一本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的《国家与革命》，应该说只是白菜价——在这里见到莫斯科版，当然不免让人有所联想，因为一位我过去的同事前些年就曾闹过一个引用莫斯科版的乌龙。还有一种大字本的《法兰西内战》，完整的函套尚存，只要三十五元。以前在图书馆和旧书店见过的所谓大字本都是古籍，例如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之属，革命导师经典著作的大字本，恕我孤陋，可能还真的是初见。

在我挑书时，同行的Z君在偶尔自己选书的同时似乎也在帮我选书，如同那年在海岱山的S君和L君，Z君还真帮我选出两种书，一是《匈牙利画家蒙卡契的艺术》，我记得在嘉定碰见过一册类似的书；另一种是海涅《哈尔茨山游记》冯至译本的一个早期版本，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是否初版本就把它收于囊中了——推想起来，应该不会真是初版，否则不应该这么便宜啊！

因为在这家旧书店耗去的时间，我们原本逛上博的计划就只好取消了。在沿着福州路往人民广场地铁站走时，我还没有死心，一直在找刚才来路上没有发现的那家卖条头糕的门市。诸君有所不知，我每次来福州路，除了逛逛寥落的旧书店，还会在这家店买点儿条头糕带回闵大荒品尝。难道疫情让条头糕都退出了福州路？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被以前的同事包利民教授夸过眼尖的我终于还是发现了那家门市的招牌。于是快步走了过去，连那位中年的营业员都似乎还有些眼熟。我用沪语表达了刚才的一些意思，然后转头问Z君需要买些什么，再告诉那位营业员我们的list，不料伊一边为我们拣货装包，一边竟对我说：你为什么能讲上海话而要对我说普通话？我刚才以为你只是对你的同伴才讲普通话，为什么你转向我后继续讲普通话？面对这个大凡外地人都会感到有些奇怪的疑问，“乡下人”如我只好哼哼哈哈了起来，反问我的上海话讲得还好吗、我看着像本地人吗之类，以敷衍人家的善意。

在提着刚刚买到的条头糕继续向有人在那里吃过炸鸡的人民广场地铁站行进时，我忽然想起自己曾经在某处说过，在闵大荒，在“淮军”“包围”中的我确乎不会觉得自己是在上海；我也说过，只有当和已经退休的C先生用上海话聊天时，我才会觉得自己是在上海。我现在想到的是，等将来福州路上的旧书店完全消失了，我哪怕再来福州路，我也大概率不再会觉得自己是在上海；但是只要条头糕还在，只要还能吃到条头糕，尤其是在福州路上吃到条头糕，那么，不但是大概率地，而且几乎是同语反复地，我就还是会觉得我是在上海。

壬寅年八月廿九凌晨，涂毕于闵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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