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但在我国二十四节气中,唯有“清明”是一个节日。清明节融合了上巳节和寒食节的风俗。据考证,唐之前,“清明”只是节气,上巳和寒食都已是各自独立行事的节日。至唐宋,“清明”已具节日色彩,上巳、寒食、清明三节时间相近,此时上巳节的祓禊宴饮、踏青游玩、寒食节的上坟祭奠日渐融合到清明节里,上巳、寒食两节日渐渐淡漠,至此“清明”则身兼“两职”——既是标志时序的节气,又是慎终追远、踏青游玩的节日。
清明节是上坟祭祖的日子,故亦称其为“鬼节”。《帝京岁时纪胜》载“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担酌挈盒,轮毂相望”。这种上坟祭祖仪式,一方面与古老的鬼魂信仰有关;另一方面还与我国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有关。
在古代,人们相信万物皆有灵魂,人死之后肉体虽不复存在,灵魂却不消失,并具有神秘的能力,如能未卜先知、穿越阴阳、来去无踪等。同时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去构想鬼魂的世界,认为在另一世界的鬼魂与人类一样,照样吃穿住行、过年过节,只是他们的花费需人的奉祀才能保证,否则就成了孤魂野鬼。孤魂野鬼往往会在“鬼节”侵扰人们的生活,因此利用上坟这一仪式给鬼魂送去“钱粮”,让他们在幽冥世界里生活得富足、安稳。同时,生者虔诚地表达对死者的祭奠和怀念,并与死者进行久别的聚首和交流,真心期盼来自另一世界的祝福和保佑,以获得心灵上的慰藉。正因清明节传承着这种人鬼对话的特殊民俗风情,人与鬼神妖怪等异类极易在此特殊时节偶遇,发生千奇百怪的故事。故小说家常以此为灵感,创作出惊诞奇妙的作品。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讲述狐鬼花妖的故事时,亦有时选择“清明上墓”这个特别时间,作为故事衍生、开展的时机和背景。如《青凤》篇,主人公耿去病的清明奇遇:
会清明上墓归,见小狐二,为犬逼逐。其一投荒窜去,一则皇急道上。望见生,依依哀啼,阘耳辑首,似乞其援。生怜之,启裳衿,提抱以归。闭门,置床上,则青凤也。
故事开篇,狂生耿去病于荒宅中遇“弱态生娇、秋波流慧”的青凤,对其一见钟情,青凤对耿生亦有惓惓深意,但青凤叔叔棒打鸳鸯,自此两人无以相见。几年后的清明节,耿去病上墓归途,解救一狐,竟然是自己日夜怀思、系于魂梦的青凤。两人在清明节“如天落下”(冯镇峦评),许是“深情所结,有此因缘”(但明伦评),正如青凤自己所说,“此天数也,不因颠覆,何得相从。”看来青凤遭劫是两人重逢的“因子”,有此“因子”,还需为生发故事创造最有利时机。利用“上墓”习俗,让耿生上墓,将青凤还原为狐,被犬追逐,恰遇耿生,乞援相助,耿生救狐,再续前缘。这个看似“天意”的时机,使有情人散而复聚、终成眷属。
《海大鱼》篇则以数十字介绍了鱼类清明上墓的风俗:
海滨故无山。一日,忽见峻岭重叠,绵亘数里,众悉骇怪。又一日,山忽他徙,化而乌有。相传海中大鱼,值清明节,则携眷口往拜其墓,故寒食时多见之。
正因有这一传说风俗,故《于子游》篇便由海大鱼拜墓的传说风俗,衍生出人与鱼妖相遇的故事:一秀才寄宿渔舟,沽酒独酌。夜阑,偶遇言词甚雅的于子游,欢饮至中夜,原来于子游乃清明过往拜墓的鱼妖。
再如《神女》,米生蒙冤,关押在狱,出狱后田产荡尽,一贫如洗,偶遇绝代佳人神女,神女以价值百金的珠花赠予米生。一年后的清明节,米生在游人众多的深山再遇神女:
过岁,赴郡应童子试,误入深山。会清明节,游人甚众。有数女骑来,内一女郎,即曩年车中人也。
将《神女》与《青凤》对比发现,两文皆是人(男子)与异类相遇、相恋,皆在“夜暮”之时相遇,然后女子飘然而去,男子不知其所往,日夜恋慕。但都无意中于“清明”巧遇,只是《青凤》利用了清明上墓习俗,而《神女》利用了清明踏青春游习俗。
在《阿宝》中,性痴的孙子楚第一次见阿宝,也是在踏青游赏之时:
会值清明,俗于是日,妇女出游,轻薄少年,亦结队随行,恣其月旦。有同社数人,强邀生去。或嘲之曰:“莫欲一观可人否?”生亦知其戏己,然以受女揶揄故,亦思一见其人,忻然随众物色之。遥见有女子憩树下,恶少年环如墙堵。众曰:“此必阿宝也。”趋之,果宝。审谛之,娟丽无双。少顷,人益稠。女起,遽去。众情颠倒,品头题足,纷纷若狂;生独默然。及众他适,回视,生犹痴立故所,呼之不应。群曳之曰:“魂随阿宝去耶?”亦不答。
被乡人戏称“孙痴”的名士孙子楚“性迂讷,人诳之,辄信为真”。富贵美貌之女阿宝择婿,对大家儿皆不中意。有人戏耍孙子楚,让其托媒,孙子楚果然从之。阿宝戏耍孙子楚,让其先去掉“枝指”(第六指),便嫁给他,孙子楚信以为真,“以斧自断其指”。孙子楚曾因无由见阿宝,甚至想自剖。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从未见过阿宝的孙子楚如果对他人的戏耍之言一味不假思索地信以为真,那不是“情痴”,而是“白痴”、傻子。由此可见,要写孙子楚的“痴”,要表现孙子楚对阿宝的痴情,必得让孙子楚目睹阿宝的芳容。否则,孙子楚会“转念阿宝未必美如天人,何遂高自位置如此?由是曩念顿冷”。孙子楚要见到阿宝,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孙子楚能出入于阿宝家,二是借阿宝外出之机。从两人门第、身份悬殊来看,贫寒的孙子楚几乎没有去阿宝家的机会;作为大家闺秀的阿宝其外出机会也不多。在古代,平常日子里女子们往往被局限在深闺、小院,不得随意外出。唯有在清明、元宵等一些特殊时日里方能自由外出游玩。如蒲松龄家乡一带风俗的描述:《淄川县志》(八卷,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载:清明“妇女归宁,作秋千戏”。《博山县志》(十卷,清乾隆十八年刻本)载:清明“女儿家作秋千戏”。故阿宝便有清明外出游玩的机会,使得孙子楚痴立原地,忘乎所以,被推回家后,直卧床上,终日不起,魂魄随阿宝而去。之后又化为鹦鹉接近阿宝,终日集其膝,依其床,以痴情感动了阿宝。由此观之,“清明出游”是孙子楚目睹阿宝芳容的时机,故作者一笔带过的清明节在故事中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以“清明”为叙事时机来展演人与人、人与异类的故事,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较为常见。如《清平山堂话本》中,《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的主人公奚宣赞、潘小员外皆因清明众人外出游玩随之而出,都是被婆子(妖怪所化)引入一去处,与美妇(妖精所化)共饮,同床共枕,差点被害了性命。《警世通言》卷十四《一窟鬼癞道人除怪》中吴秀才离了乡里,来临安府求取功名,一时不中,于是开了个小学堂度日,时遇清明,学生放假,吴秀才外出闲走,路遇众多鬼怪。据统计,在“三言”、“二拍”中以“清明”为时间刻度展开故事者近三十篇,数量可观。
从《聊斋志异》清明故事和众多相关作品看,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清明叙事模式”。男子在上墓或郊游踏青时,巧遇美丽女子(以鬼怪居多),牵惹出或美好、或荒诞、或恐怖的千奇百怪的故事。可见,小说家利用清明节编织故事,看似信手拈来,其实却有深意,清明节为人与鬼怪的相识、相知提供合情合理的现实落脚点。如果作者一味脱离现实生活去虚构这些鬼怪故事,难免会使读者对故事有虚浮和疏离之感。有了清明节这一落脚点的支撑,故事的真实与虚构得到自然的统一。让读者感觉“人与鬼怪”的故事离奇中带着真实,陌生中带着熟悉,神秘中带着亲切,读来时而恍入真境,时而惚入幻域,从而感受到故事亦真亦幻、亦实亦虚的艺术魅力。
文:张爱莲
编辑制作:吴东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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