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血与砖的文明史》

[美]大卫·弗莱 著

林盛 译

新经典 | 广州出版社出版

墙一旦建成，就一定会倒塌；一旦倒塌，就会再次崛起。

墙如是，文明亦如是。

自人类兴建第一座城市起，历史上的灿烂文明无不位于墙后。各式各样的长墙与城垣遍布世界各地，形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景观。

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欧亚草原上绵延数千里的古墙遗迹，到古希腊与罗马针对墙的迥异态度，再到火器时代墙的全线溃败，最后抵达柏林墙倒塌现场，墙始终塑造着我们的历史与文明。

而在21世纪的今日，墙的概念本身，已经比任何砖石结构都更彻底地将人们隔开。

>>内文选读

希腊人至少从青铜时代起就一直在建墙，他们的祖先建立了迈锡尼文明。然而这段序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希腊诗人只记得他们的祖先是无畏的英雄：是乘着战车的勇士，是劫掠者，比如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但无论曾经驾船驶向特洛伊或埃及时如何趾高气扬，这些强大的斗士现在显然已经陷入恐惧，因为他们要将注意力转向希腊以北的蛮夷之地。公元前13世纪末，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锡尼人建造了一道防御墙，将自己与巴尔干其他地区隔开。伯罗奔尼撒北部显然也弥漫着恐惧。希腊人的祖先最初在温泉关建造著名的城墙，再过七个世纪，波斯人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不可避免的是，麻烦还是越过边境墙，进入了青铜时代希腊的城市地区。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12世纪陡然终止。还需几个世纪，文明才会在希腊复苏。新城市最终从旧城的灰烬中兴起，而这些城市也有城墙，与之前美索不达米亚、特洛伊和迈锡尼的城墙少有差别。自耶利哥起，这一点就没什么变化。城市与墙相伴而生，一直如此——除了斯巴达这个特例。

斯巴达人抛弃了近万年的城市传统，拒绝建造城墙。对他们而言，这是原则问题。斯巴达人与雅典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人不同，他们认为在城墙背后安睡是懦弱的表现。

斯巴达人对墙的看法几乎与我们所知的一切早期态度冲突。美索不达米亚人把墙看作所在环境的神圣特征。他们为这些“像铜一样闪着光”或者“高耸如山岳一般”的防御工事感到无比自豪。荷马告诉我们，特洛伊的城墙是波塞冬和阿波罗的杰作。就连自诩为游牧民族后裔的以色列人也确立了一项原则：城墙内的房屋永远属于其主人，而墙外村庄里的房屋则属于旷野。这也难怪埃及象形文字中表示“城市”的字，会画成交会在一圈围墙内的道路了。在和平时代，城墙让不好战的民众能够相对安全地从事各自的行业，如制鞋，或绘制瓦罐，而如果有人想要创作剧本、小说或诗歌，也需要安全的环境。这么说来，斯巴达人为什么会单单想出“建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这样荒唐的念头呢？

在斯巴达人眼中，他们的祖先必定是赫拉克勒斯的子孙，是擅长侵袭的战士组成的强大氏族。因而，斯巴达人将自己视作战无不胜的斗士民族。他们无法把自己的祖先想象成会在危险时期躲避起来的平民。即使他们真的会害怕，那也是害怕自己某天可能会感到恐惧。斯巴达社会中的保守势力抗拒着任何可能让斯巴达男人变得软弱的设施。他们坚定地信仰着祖先的原始之力，并致力于一项历史上最不同凡响的社会实验：完全抛弃城墙，以及与之相伴的一切文明事物。

斯巴达早期的经济能够支撑起文明最高远的宏愿。斯巴达市民拥有土地，却基本上没有在田地中辛苦劳作的负担。他们拥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可以投身文学、数学、艺术、哲学或戏剧。实际上，早期斯巴达人可能对上述许多活动都有所涉猎。有些斯巴达人的文学保留下来，其中一首战争诗最为著名，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希腊人在战斗中坚守岗位，绝不畏缩。说到底，斯巴达人并不追求在文学或艺术上出类拔萃。他们抛弃了高雅文化，转而选择一种强制的、人为的蛮荒状态。和许多在他们前后出现的激进思想家一样，斯巴达人总结出了一个道理：文明本身的果实让他们变得虚弱，而唯有完全放弃这些果实才能找回自己的力量。正是这种信念让他们拒绝接纳城墙。

▲准备战斗的斯巴达战士（图源：视觉中国）

公元前6世纪的某个时刻，斯巴达人看了看他们精美的拉科尼亚陶器、进口的琥珀和象牙、铜像和木雕与成千上万的艺术作品，决定将这些东西尽数抛弃。斯巴达从此不再与其他希腊国家一同演进。这座城市不再有大型建筑物和城墙，甚至连精心规划的城市中心都没有，只有不起眼的村庄聚落留存下来。

斯巴达的改革全面而深入，任何与文明沾边、让人眼花缭乱，或是会让知识分子满足的事物，都被逐出城去。自此以后，斯巴达人再也无法拥有金银珠宝了。他们要保持家中简朴，房梁只用刀斧草草削砍，绝不精雕细琢。斯巴达人的衣着也有其特有的名声。雅典剧作家向来不会放过任何侮辱人的好机会，他们取笑斯巴达访客破烂、肮脏的斗篷。修昔底德是一位更为公允的观察者，也和善得多。他认为斯巴达人是最早一群无论贫富均穿着简朴的人，还说他们也是第一批会裸体竞技、在公开场合脱掉衣服的人。

斯巴达人身上也没有花香。改革者认为香水很奢侈，于是禁止使用；也不允许用染料，因为它迎合人的感官。耳朵的待遇也比眼睛和鼻子好不到哪去。曾发生过一起著名事件，一位斯巴达首领操起扁斧砍断了一位音乐家九弦竖琴上的两根弦。要那么多音阶干什么？

斯巴达人拒绝建墙，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更开放、更具世界眼光；实际上，他们对外来者的恐惧还因此增强。改革者大费周章，以确保任何文明产物都不会潜回这座不设城墙的原始天堂。市民不准远行，以免染上国外的奢侈之风。他们禁止金银货币在城内流通，以阻止外国货物流入。从东方来的商人从不在斯巴达兜售异国商品，因为能得到的报酬只有被斯巴达人用作货币的沉重铁片。

斯巴达人拒绝奢侈品，担心受到腐化而变得软弱。然而这还不够。从生到死，他们的生活屡遭改造，以便提供一种更原始、野蛮的经验优势。原始人会穿精美的长袍，或经常洗澡吗？不会。因此，斯巴达人也不应该如此。斯巴达的婴儿不能用衣物包裹，到了晚上也会被丢在一边，从而在成长中习惯寒冷和黑暗。斯巴达人在孩童时期会学习基本的读写，但只会接受最低程度的教育。更为重要的是，男孩们要习惯赤脚裸体地走路，因为鞋子会让脚变软，而随季节更换衣物会培养纤弱的体质。

这项伟大的实验除了男人之外，也包含女人。一位合格的斯巴达人不会觉得应当在抚养过程中偏袒女性，或是培养她们的柔美特质。改革者命令年轻女性赤身裸体列队行进，以展现她们因锻炼、跑步、摔跤、掷铁饼和标枪而塑造出的身材。她们说起话来也很强硬。著名的斯巴达谚语“要么带着盾回来，要么躺在上面回来”是母亲给孩子的临别叮嘱，以警告那些为了逃命而丢盔弃甲的胆小鬼。

在饮食方面，斯巴达人建造了用餐大厅，让市民一道用餐。他们的理由是，让男人在一天要结束时回家没有好处，他们会躺在昂贵的椅榻上，变得越来越肥胖，身心训练都会付诸东流。斯巴达人只能吃粗茶淡饭，不能喝酒。市民受过训练，习惯沉默寡言，回答问题时言简意赅，不过他们同样也禁止教授修辞学。高谈阔论留给雅典人了。

改革者力图把一切平民职业从城市中淘汰，这一点最能表现改革的目的。一长串职业被逐出斯巴达：修辞教师、算命先生、老鸨、妓女、喜剧演员、魔术师、舞娘、竖琴师，还有各种工匠。据说曾经有位斯巴达国王在向斯巴达及其盟国士兵致辞时，首先要求陶器匠人站起来，然后是金属匠、木匠、建筑工人，再接着是其他工匠。最后，几乎每个盟国的士兵都站了起来，但一个斯巴达人也没有。斯巴达已经完全军事化了。

希腊作家记述道，斯巴达不可避免地放松了其严格管制。据说公元前5世纪末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一批金银流入，恶魔卷土重来。新贵们对文明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而大多数平民依旧窝居在城市中，比起防卫更喜欢叛乱。不止一位国王曾像某位以色列先知规劝人们回到蛮荒中一样，要求斯巴达重新开展其崇尚原始的实验。

在斯巴达人心中，“墙”“文明”“柔弱”这三种概念密不可分，构建起代表软弱的罪恶的三位一体。但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让斯巴达人得出结论，认为这看似无关的三者实际上是一体的？

>>作者简介

大卫·弗莱，考古与历史学家。任教于美国东康涅狄格州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