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诗神》

王 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本书中诗人王炜从《小吉丁》《青铜骑士》《诗解释》《十二个》《诗论》《胜利》等不同时期的经典诗歌文本出发，深入解析了“何为主流”“交叉时刻”“风格问题”“诗与真”等正从历史切入当下的重要命题，兼具对世界文学与思想史的丰富认识。

>>内文选读：

绪 言（节选）

我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学习与研究中，是否经常阅读历代世界文学，以及：读诗。当某个艺术领域的从事者说，要反对文学、反对该领域的文学性时，他可能更想说的是，这些领域已陷入到某种非本质性的，以及被社会化和客体化时的状况。然而，当他用“反文学性”来作为解决办法时，可能，因为是对自身领域所积累的症状的非本质性叙述，从而是一种失败的认识。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从来不用因为居伊·德波、戈达尔这些人的显然强烈的文学性，就认为他们的电影需要“去文学化”或要求他们“反文学”。情况更可能是：我们其实还并没有抵达那种作为“开端”和“本己之物”，把我们向精神事件投掷的文学性。与其说，我们在自己从事的艺术领域中，进行了不好的文学叙述，不如说，我们更应该面对自身领域的缺乏，或者不能践行本质性的认识这一事实。这样说，好像我是在鼓吹某种本质主义。这里说的本质性，不是“元语言”“元政治学”“元地理学”那样的东西。当晚年的罗兰·巴特在《小说的准备》（李幼蒸译）开篇说“写作只有在放弃了元语言时才真地是写作”时，他正是在尝试，做出与早年那个宣扬“零度论”的年轻理论家截然不同的本质性认识。

我们很容易在第一时间说，“诗神”这个词，是个“大词”，而这个人——我，这个写诗的——是否又是一个来“跳大神”的。首先，我们的理由往往会是，像“诗神”“真理”“光明”这样的“大词”，没有“可读性”。我们会认为，这些词语不提供美学细节。但是，这是因为，这些词语所生成的细节，与我们在那种物质性的、心灵手巧的美学中所认识到的细节，不在同一维度。

我们也会容易认为，现代审美对效率的需求，不会被这些“大词”所满足。但这不是词语的错，是我们的退化。如今，我们对“大词”的警惕有可能是一种虚伪的警惕，而且，更可能是一种知性损失，因为，这可能是我们长期把自己保护在一种语言实用主义范围中的表现，从而，曾经在数个世纪中、在思想史中产生的许多东西就被排除在外，不再被我们理解和讨论了。

我也想持续做一种尝试：把“文人”与“诗人”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很困难，而且可能自相矛盾。瓦尔特·本雅明就自视为“文人”，但我们很少会认为他与“诗人”相矛盾。之所以这样区分，我想，大家可能都会理解，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这么做的原因。诗不是文人意识的结果，而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果，这种开放性，把“心灵的杂货铺”（叶芝语）生成为一个美学事实的可能性，与世界成为奇迹的可能性这两者，置于同一历史维度和同一精神事件的水平。文人化的“开明”意识与创作者的开放性，两者有本质不同。对开放性的理解，可能最好是从对苏格拉底、索福克勒斯到莎士比亚，对作为人类精神史的第一分界点基督，对浪漫主义到萨缪尔·贝克特的一系列精神事件所构成的“主流”的现象学认识，以及从埃里克·沃格林在后期努力叙述的“存在的秩序”中，去获得。与一种社会化认识——诗是布尔乔亚文化角落中的涓涓细流（许多写作者也渐渐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这一点）——截然相反，诗是对“主流”的唤醒。

这里说的“主流”，我很大程度上是以批评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的方式使用这个词。

文学和诗中最有开放性的东西，就是这种我们用“主流”来称呼的创造史。

首先，“主流”使我们对于自我独立性的认识，得以置放在一个非常宽广的时空之中。音乐家格伦·古尔德说：“一个人可以在丰富自己时代的同时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他可以向所有时代述说，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时代。这是一种对个体主义的最终辩护。一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组合，拒绝接受时间规范所强加的任何限制。”文学和诗——这里指那些优秀的世界文学和诗——并不是实现这种认识的唯一途径，但可能是帮助我们通向这种认识的最为本质性的途径。并且，这种认识，也把我们置于对精神创造的整体性的感知之中。一个诗人最不该附和的，就是那种声称世界已经碎片化了的社会化认识。

如今，我们有许多概念，比如“表演讲座”，比如“理论戏剧”。但我想，我是一个写作者，而且是写诗的，这意味着我必须不断尝试，要求自己活动在某种不是金属市场，而是矿脉的部分，或者说，是在“剧场幻象”之前的状态中。我认为，我只是一个在临时的十字路口做报告的人，在有所勘察之后，播报路况、地形、气候和局势；听者可作为参考后，再去往观念市场，或者大地迷宫。也许，这个临时的十字路口，同时也是对观念市场和大地迷宫的某种对立，是诗人的古老位置，也是诗人们与诗神的相遇之处。

文学中有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十字路口：俄狄浦斯的十字路口、安提戈涅的十字路口、但丁的十字路口等等。阿尔戈号经过的两座相互撞击的移动悬崖，以及整个特洛伊战场，都可以被视为十字路口。《哈姆雷特》也开始于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身在十字路口的人”，是许多命运故事的基本意象，但是，命运的故事也往往会成为“社会问题故事”，以及世俗化的生活矛盾故事，这些，是对十字路口的简化和驯化，因为，一种本质性的张力被取消了。这种张力，来自“认识自己”和“改变世界的欲望”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前者是阿波罗的神谕，后者，雪莱写在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序言中，可以用来概括整个19世纪的冲动。当我们说十字路口，就是这两者形成的十字路口，也就是说，是两大精神现象——古希腊的开端性与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冲动——所构成的“交叉时刻”。此外，还有历史、地缘层面的亚洲与欧洲之间的十字路口。俄罗斯文学中的信仰因素，例如象征主义和白银时代，把十字路口进一步推向弥赛亚问题。当舍斯托夫写他的《雅典与耶路撒冷》时，也是在写下他身处十字路口的速记。甚或，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共在，也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的内在的十字路口。19世纪的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大多都可以被视为十字路口的文学。十字路口既把人置于世界变化的前夜状态，也把人置于历史的光天化日之下，就好像俄罗斯文学中写到的每一个深夜：屠格涅夫的深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夜、赫尔岑的深夜，虽然是深夜时分，却都有一种被历史的强光照射着的光天化日感。人物的言语和行动，都像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夜晚也并不显现为庇护和隐秘性，或者说，由于夜晚也如同照耀，秘密必须突变和呈现为行动，从而把人推向更本质性的“人之谜”。虽然，人不满足于徘徊在十字路口，但是十字路口并不是被经过了就永远经过了。十字路口内化于人，跟随着人。十字路口像雅努斯一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十字路口具有重复性，或者说，十字路口是多重的，因此十字路口的意象也指出了迷宫的意象。另一方面，正是十字路口，如同弓，把人向未来投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