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结缘：论小说六家 》

金 理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好的文学研究者当是这样一位“听风者”，以作家作品为媒介，而时代的黄钟大吕，人心的浅吟低唱，皆能声声入耳。作家论是金理个人极为钟爱的写作方式，他以求在通读、细读文本的基础上，研讨叶弥、鲁敏、田耳、葛亮、张忌、郑小驴六位活跃于中国当代文坛的作家，品味作家文字间的趣味，探寻他们对社会与人心的洞察。

>>内文选读：

小说之心：田耳（节选）

我团着身子，一朵花慢慢展开花瓣。但

我的心没有展开。它紧缩着，如一块秤砣。

它让我安稳地立在冰面上。

桑克的这首诗中，“花瓣的展开”与“心的紧缩”奇特地展示为同一个具有紧张感的过程。田耳的小说犹如这个过程，文本外部的触角探向、卷入纷乱而无限的世界，但同时向内地“紧缩”成“秤砣”般、沉默而“安稳”的心。这个小说之心是什么呢？

拒绝抒情

我从《衣钵》开始记住了田耳这位作家。小说叙述了一场“成长仪式”，道士的儿子李可留在乡里子承父业，情节不复杂，可要将故事讲得入情入理其实不简单。从时潮来说，这是一个都市化的时代，李可的同龄人们攘臂争先地漂往城里；从个人意愿来说，面对群山四合，李可早就有心“离开周遭一切，走出去”。那么到底是什么留下了李可？在村里，人们不知道佛道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区别，做道场的时候，和尚道士一起上阵，“做和尚的做道士的脱了衣便和别人毫无二致地种地养家娶妻生子”。20世纪初叶，在一片拔除宗教、改革陋习的声浪中，鲁迅为田夫野老、蚕妇村氓举办“赛会”、 信奉“神龙”辩护：“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知识分子看不上的、“四不像”的民间宗教活动，实则同农人生活，以及扎根于此生活背后的情感寄托、精神想象有着切身而实在的联系。乡间生活中的生死病痛，“都少不了请道士”，通过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李可领受道士这份职业的意义，且将此意义点点滴滴落实到了一己生命的血肉真实之中。此外，我注意到田耳特别写了李可看月亮的情形，月亮“纠缠的光芒在地上结了一层白茧，给了他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就像在他体内某个最为柔和的地方抚摸他”，他甚至不忍出声，怕“一出声就会弄破整片月光”。同样是看风景，如果和当年路遥笔下高加林看高家村的风景作比照，况味完全不同。其实，“风景”一词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过耐人寻味的词义迁变过程，据小川环树先生考证，“风景”最早见于晋文，其初义“本来并非单指目中所见之物而已，还包含有温暖的感觉这层意义”，据《说文》，“景”字本义原是“光”。但中唐以后，“风景”的词义发生变化，“景”字完全失掉了光明的涵义，仅仅成为景象、景致的同义词，当时的诗人们使用“清景”“诗境”“幽景”等词，“这意味着和外界隔绝而自成范围的一个孤立的世界。这里所称的外界就是官场、尘俗的世界。这一群诗人把自己关闭在这孤立的世界里，与此同时，也就不管世间俗务，独来独往，专从大自然挑选自己喜爱的‘景’并以此构筑诗章”。这群关闭在孤立世界里的诗人，可能就是柄谷行人所谓“内在的人”的雏形，也是高加林的先辈；我敢肯定李可不同于此，他站在“风景”的源头，那是一片光明辉映、互相拥抱的“温暖感觉”，那是李可对乡土的热爱与尽责。

田耳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从其天性来说可能也不喜欢强攻创作的单一面向。在我的记忆里，他早年的中短篇，如《衣钵》这样的温暖亮色并不普遍，晦暗、反浪漫、拒绝抒情倒是让读者过目难忘。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像《围猎》中参与“围猎”的那群人一样，无意识中聚拢为群体，赏鉴一幕人性恶的发作。田耳的高超之处在于进一步指出，旁观者也会刹那间转变为受害者，他人即地狱。对于《最简单的道理》中的小丁而言，除了打架的社会青年外，连老师、同学甚至父亲，都意味着暴力和欺骗。更进一步，每个人都面对着整体性的暴力循环，依据即时的强势或弱势地位，扮演施暴者或受害者，比如徐老师在被体育生们揍了一顿之后，转而将内心淤积的愤怒和不满情绪发泄到了更为弱小的小丁身上。如何突破这一无尽的暴力循环呢？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自上而下型塑青年人三观的力量早已被瓦解，田耳的小说中也从来不存在含混不清地回返“革命年代”以寻获精神乌托邦或想象性解决的方式。那么本该维护正义和秩序的体制力量呢？考虑到《事情很多的夜晚》中将椅子踹散放火取暖的警察，尤其是《独舞的男孩》中“毛茸茸的警察”追查反标时，那只探向姚姿胸口的、“硬得像一把鞋刷”般的手，你就知道田耳对这样的力量完全不抱信任，他甚至还要在《一个人张灯结彩》的末尾给多行不义的刘副局胸窝子插上一把刀以实现“诗性正义”。当然我们不应忘了老黄，不过他的存在就好似暗夜风中明灭的孤灯，既要和刘副局保持距离，又要时时提醒小蔡等青年警员不走歪路。《最简单的道理》中，从来没有主动伤害别人的只有小丁，他是突破循环的希望吗？在小巷里听到“呼叫的嗓音”时，小丁选择“软软地站着。除了抽自己两三个耳光外，他什么也不能做”。这是一个耻辱的时刻，我想起电影《非常夏日》（路学长，1999）中也有类似桥段：主人公在面临绝境中求助的少女时出于胆怯而无所作为，此后一直忍受自责的煎熬。直到再一次面临生死考验，主人公从被囚的汽车后备厢里赤手拧开螺丝，伸出血肉模糊的手，最终使得自己和少女获救，“完成了以自己的血肉为祭祀品的成长仪式”。《最简单的道理》本也可以视作一部成长小说，但是田耳并没有给出壮烈的自我救赎，结尾处小丁躲在卫生间陶醉地尝试社会青年“教他的那个方法”，完全是一副鲁迅所谓“坐稳了奴隶”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