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年谱长编》

王刚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看到王刚的大作《荣禄年谱长编》后，深为其扎实厚重而惊讶和感佩！果真是文如其人，一禀著者踏实为人的性情，严谨细致的学风，作品文字平实，史料丰沛，论据结实，分析中肯。

较之汉族的臣僚来说，旗人多不以文字见长，荣禄在同僚中愈显“惜墨如金”，守口如瓶。其之所以能在政海翻覆中高居权位荣极一生，与其忠诚干练和谨慎处世的并行风格不无关系，宫阙庙堂之上，必须谨言慎行。谱主的这些行状却给后世的研究者带来莫大烦恼——搜集关联资料殊为不易。编著者却能极尽搜罗，加以整理分析，在充实的史料基础上叙谱洋洋140余万言，实在是劳心费力的大作。

荣禄是慈禧尤为宠信的大臣，以至坊间传说两人有某种特殊关系。其历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首席军机大臣等重要职务，可以说光绪朝甲午至癸卯年间朝廷内外的事务几乎无不与他有关。其在百日维新的关键时刻出掌近畿军权，京城附近的三大主力由其统领，其态度向背足以逆转大局。随后主持军机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其女儿婚配载沣后所生子系末代皇帝溥仪，荣禄的影响达及身后。职是之故，对其的深入研析，对了解整部清末史均有非同一般的价值。

研究荣禄，不仅在于个人的赫然地位，更重要的他是当时官绅主流派的代表，在当时官场上居多数的，既不是激进派，也不是顽固派，而是介于两派之间的温和改进派，此派有感于列强侵略加剧，国内危机四伏，非进行改革不足以挽救家国危局；但这一众人又反对变更“祖宗之法”的激进改革。略感遗憾，学界习惯寓目于先进与反动两极化研究，而对此中间多数派的研究反倒略少。在这方面，《荣禄年谱长编》有某种补缺的意义在。

荣禄像

荣禄其人带有一点神秘，却是深进晚清政治堂奥的一把秘钥，因其所处位置，清宫秘史的很多未解之谜通过其人或可解惑。编著者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工作，试举一例：造成维新运动翻盘的戊戌政变发生的直接引爆线究竟为何？百年陈案言人人殊。“年谱”统合“碎片化”既存的多种新旧资料，言而有据地导出随时可以求见慈禧太后的礼亲王世铎这一关键人物，条分缕析地力图串连起荣禄——徐世昌——袁世凯——世铎——慈禧等环环相扣的“证据链”，从而引爆宫廷政变的雷霆举动。当然，由于某些资料的缺乏，编著者提供的“证据链”还不能说是完整，有些只是推导，还不能坐实。但这些辨析旁开了另种启人思考的路线图。

作者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信而有征，有一分实证，说一分话，若有扎实史据支撑的，给出定论；若暂时找不到确证的，留下存疑；但不是简单地虚悬搁置，也力所能及地提出进路线索。如戊戌政变时谱主与袁世凯的交集，提出变已内起后的荣、袁“会面无论是否涉及‘告密’，都不是政变的起因”，反倒是前一天“谱主与袁世凯的联络情形如何才是解决政变起因的关键”，但此疑窦最终解决“还有待于更多史料的发现”。绝不仅此，对于谱主而言，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新政改革中的作为如何清晰？维新变法、庚子宣战、辛丑议和等历史节点上的表现究竟为何？其与慈禧、光绪及重要的朝臣、疆臣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其资产迅速积累的“细账”且不惧“露富”的缘由何以解释？凡此种种，作者都依据既有资料给予了相当程度的答疑解惑，也冀望于来日“更多史料的发现”能够予以更完满的回答。

据本文作者的有限见识，在众多已刊年谱中，此著可评优等。但跟所有的产品一样，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该著似也留下若干可继续努力的方面：在时间上，“新政”是晚清改革力度最大的施政，荣禄身为首辅，恰处“新政”出台且全面铺开的时间段，其中当有不少资料尚待挖掘，不少故事有待叙写，不少“定论”或能翻覆。在空间上，谱主与各色人等的关系有继续深挖的余地，“年谱”侧重于位高权重的人物，有史料易获成品较多等原因，可以理解。但谱主的关系网远不限于此辈，应格外注意与其私交甚密又没有利害冲突的“小人物”“自家人”，在这些人面前，更易说或者更敢说“心里话”。在判断上，“年谱”谈及“己亥建储”时称“此事之内情及谱主之立场、作用难以确知”。此定语有待商榷。窃以为，谱主的“立场”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反对，但久历官场，老于世故，加上事涉帝后、皇位等天大事，只能是婉言劝阻。实则，在帝后党争中，荣禄和康有为一党及载漪等废立派的立场自来不同，荣禄等多数官员是调和帝后矛盾，后两派则是制造扩大矛盾便中取利，荣禄等是既保慈禧，又保光绪，康党是力图以光绪取代慈禧，载漪等则是企图以溥儁替换光绪，“立场”截然分明。上述系一孔之见，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总之，《荣禄年谱长编》的出版不仅将加深读者对晚清政坛深层面相的了解，而且将助益学界对19-20世纪之交中国历史的研究。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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