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3日下午，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224会议室。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名为“邓嗣禹与费正清：从他们的合作看美国早期的汉学研究”讲座。当96岁的吴文津先生和夫人作为嘉宾出现在会议室门口时，出席讲座的听众们均站立起来，为他们的到来鼓掌。

2018年9月，我的一部历史随笔文集《尘封的历史：汉学先驱邓嗣禹与他的师友们》在美国出版，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杨继东馆长听说后，决定举办一场专题讲座，让我来为斯坦福大学从事汉学研究的师生以及美国华人中的文史爱好者，讲一讲邓嗣禹与费正清的交往经历，论述一下中国留美学者对于世界汉学研究的贡献。邀请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前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洪业传》作者陈毓贤。

吴馆长的到来为这次讲座提升了更多学术氛围与档次，他有卓越的见识和非凡的才能，是我敬重的长者。彼时96岁的他依然如常人一样听力良好，谈笑自如。论述当年他与费正清、邓嗣禹交往的情境时，细节俱在，展现了他超群的记忆力。

在这次讲座上，笔者首先介绍了邓嗣禹的主要学术成就——包括中国科举制度研究奠基人、太平天国史研究海外领军学者、多种汉学工具书的翻译、整理和撰写人，也谈到了邓嗣禹与费正清长达50年的交往历史，以及费正清在哈佛课堂上许多有趣的故事和花絮。陈毓贤则介绍了汉学工具书由史学家洪业开启以来的发展历程。

邓嗣禹与费正清既是师生，也是合作者。邓嗣禹自1938年成为费正清的博士研究生之后，两人开始了长达50年的合作与友谊。他们共同合作撰写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清代行政管理：三种研究》等多种著作，以及共同编写的相关文献资料，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长期作为哈佛、牛津等高校的教材使用。

吴文津先生因为与邓嗣禹、费正清都有交往，故从亲身经历出发，进一步介绍了邓嗣禹对汉学界的重大贡献，以及费正清与中国学者的合作成就。吴先生特别强调了费正清对于图书馆的重视。“没有一流的图书馆，就不会有一流的大学”，费正清用这句话，为哈佛燕京图书馆争取来大笔经费，保证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未来多年的建设发展，以及在美国大学东亚图书馆馆藏方面的领先地位。也是出于对图书馆的重视，费正清曾“三顾茅庐”，将吴文津从斯坦福大学请到哈佛大学。吴先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32年，使之成为除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外，中文图书收藏量最大的图书馆。

我开始了解吴文津先生，是从哈佛燕京图书馆首任馆长裘开明先生与外公邓嗣禹的通信中。50年代末期，吴先生曾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馆长，1965年接任裘开明馆长的职务，出任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二任馆长，目前的第三任馆长是郑烔文。2014年，我曾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题为《裘开明：美国第一位华裔图书馆长》，详细介绍他对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贡献，以及他与邓嗣禹交往的历史。

2017年5月，我到芝加哥大学访学时，曾经拜见过周原馆长。经他推荐，我又阅读了由周欣平馆长主编的《东学西渐：北美东亚图书馆，1868—2008》，详细了解到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应该说，哈佛燕京图书馆能够有今天的辉煌，是与三任馆长在不同时期所做出的贡献分不开的。

吴文津先生出生于1922年，四川人。抗战时期，他曾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后投笔从戎，担任美军翻译官，离开时曾升任为少校翻译官。他在战后赴美国深造，1951年获得华盛顿大学历史及图书管理硕士学位，后又在斯坦福大学博士班读中国近代史，毕业后进入胡佛研究所。曾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14年、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32年，是一位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吴先生既有学术底蕴，又富有行政管理经验，他在图书馆的馆藏发展、书目管理、馆际合作服务、新科技运用等方面，对整个美国的东亚图书馆系统的建设，特别是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可谓功勋卓著。

1965年，吴文津先生出任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第二任馆长。哈佛燕京图书馆在美国大学东亚图书的地位首屈一指，但是为什么最后入选的是吴文津先生，而不是别人呢？在现代中国研究领域，胡佛研究所的资料收藏在美国，甚至在整个西方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与吴文津先生的卓越领导是分不开的。胡佛研究所最初以收藏欧洲当代与战争、革命、和平相关的资料著称，“二战”以后范围扩大到东亚，分别成立了中文部与日文部，收藏的范围以20世纪为限。1948年芮玛丽（Mary C.Wright，1917—1970）受聘为首任中文部主任，直到1959年移师耶鲁大学历史系为止。她是费正清的大弟子，后来以深研同治中兴和辛亥革命为史学界所一致推重。在她任内，现代中国的收藏已极为可观。其中包括1946年至1947年她亲自从延安搜集到的中共报刊、伊罗生（Harold R.Issacs）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搜罗的中共史料、斯诺夫妇所藏的有关文献等。但胡佛研究所的一切收藏，最终汇为一个完备的现代中国研究与日本研究的图书中心，则显然出于吴先生集大成之功。

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自成立伊始便以推动国际汉学研究为它的宗旨之一。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前身，汉和图书馆为了配合这一取向，书刊的收藏自然也以19世纪以前的传统中国与日本为重心所在，而且特别注重精本与善本。在这一取向下，裘开明先生的许多特长，如精确的版本知识，以及他与当时北平书肆和藏书家的深厚关系等，恰好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哈佛燕京图书馆终于成为西方汉学研究首屈一指的图书馆中心，从20世纪中叶起，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国研究为主的区域研究在美国开始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向。这一转向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就研究内涵而言，专家们越来越重视中国的现状及其形成的时代背景；相形之下，以往汉学家们最感兴趣的传统中国则相对受到冷落；第二，就研究的取径而论，人文与社会科学各专业获得了普遍的尊重，而以往汉学传统中的文献考释则退居次要地位。由一位现代图书馆专家接替一位古籍权威为第二任馆长，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发展史上，标志着一个划时代的转型。因此，1965年费正清曾“三顾茅庐”，将吴文津从斯坦福大学请到哈佛大学就是不足为奇的事了。

在收藏方式上，文津馆长不局限于书商渠道的订单，而是主动寻访一些特色馆藏。比如，反映燕京大学发展历史的《燕大双周刊》，上海的各类图书馆均未见有收藏记录；浙江省图书馆的特藏部也仅是收藏了部分内容。为了查询1947年外公邓嗣禹在燕京大学做演讲的报道，笔者最终是在斯坦福大学见到了这些珍贵资料。

晚年的文津先生经常被国内大学邀请回国讲学，并获得过美国著名学术机构颁发的多项荣誉。1987年，吴文津被授予郑州大学图书馆学系名誉教授。1998年，美国“亚洲学会”在颁发每年一度的“杰出贡献奖”给文津先生时，颁奖词中写道：“三十年来你是发展现代和当代中国研究资料的中心动力……牢记中国的传统价值，我们景仰你在旁人心中激起的抱负，你有惠他人的成就，以及传播与他人共享知识。本学会表彰如此杰出的事业生涯也是为自己增光。”

文津先生1997年荣休时，当年的哈佛大学鲁登斯廷校长，在他的贺文中列举先生对哈佛大学的贡献：“我非常高兴，加上我个人以及哈佛全体同仁对他为哈佛做出的示范性的杰出贡献致谢。文津，你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哈佛因之而是一个更好的大学。”

作者：彭靖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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