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全集》出版后，很多人问：“这一千万字是怎样写出来的？”从进大学到现在57年，发表了近千万字的文章不算多。扣除“不宜动笔”的年代，能写出一千万字也不能算少。写，是奉实践之命、书本之令而写的。那时间呢？

说起写作的时间，是同我这个人不会生活有关。我是用“三少”换来了一个“多”，时间多。

少一点拉扯。我是用别人串门的时间来写作的。谁都知道，不串门不会成“亲信”，不会被重用。我怕成亲信。不过，我怕成亲信的动机是消极的，主要是担心随着重用而来的是被利用。利用来干好事，是荣幸；利用来干不该干的事，就难以自拔。我出于观察社会的需要，与左中右切磋，与三教九流琢磨，但是从不拉拉扯扯，都不是亲密无间，而是亲密“有间”。“有间”有一个缺点：说话没人听。不过，这里有个价值考量：是怕“说话没人听”呢，还是怕“文章没人看”？我更怕后者，不计较“说话没人听”。“亲密‘有’间”还有一个更大的缺点：欠下的人情太多。我内疚，深深的内疚。但我坚持“秀才人情纸半张”，对恩人、对引路人用“纸半张”来表达，送“纸半张”比送2斤酒要雅。

少一点扯皮。我是用别人以牙还牙的时间来写作的。写文章有个准则：有的放矢。“矢”一放，就难免引发  “的”出来说“不”。有人一听“不”字就跳，就“复”。我不是。我认为与其花工夫扯皮，不如用这个宝贵时间从更广更深的理论层次上多写点。再说，有人说“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关心，激励，有时比说“诺”更可贵。就是人家的“不”不对，那也会促使自己谨慎，谦虚，发奋。何况很多“不”无不有合理成分。还有些“不”，是误会。要知道，误会是戏剧性的翻版。没有误会就没有多彩的人生。“日久见人心”，不去纠缠，久了也能“见人心”。不用说，人不扯皮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忍住。

少一点娱乐。我是用别人打牌、看球、跳舞的时间来写作的。汉代是足球（当时称“蹴鞠”）最兴盛的时期。我的出生地距离汉高祖的出生地只有几十公里。在我幼年时，村与村、乡与乡仍有赛足球的风俗。但是，外祖父怕我乐不思“书”，不让我出门，把我关起来背书。因此，我身上的文体细胞极少。很多球星、明星无人不知，我不知。卡拉OK进来时，我为了知道什么是卡拉OK，去过几次，后来就“OK”了，并与之“拜拜”了。少娱乐并非没有乐，我认为书中有乐，学到新知是乐，释疑解惑是化苦为乐。

此消彼长，没有那三方面的“消”就没有写作时间的“长”。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浑身上下没穿过名牌，饭桌上没有好菜，常常是十来分钟就吃好一顿饭。家里的摆设也很简单，不必花时间整理。我坚持认为，只有生活简单化，才能换得知识复杂化。再加上1958年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华罗庚讲运筹学的科普文章，多少晓得一些用农民套种、夹种的道理，把一天大于24小时，把一年多于365天。最终就是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炮制出了全集的这些已发出的文字。其实，除此以外，还有200万未曾发表过的文字没有收进去。

作者：邓伟志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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