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正值意大利当代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诞辰100周年，《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由译林出版社首次推出简体中文版。从现实到寓言，从个人到时代，两位昔日挚友用饱含深情的文字追忆卡尔维诺的写作与人生轨迹，为作家的轻盈叙事之美写下注脚，以此纪念那段不可磨灭的岁月记忆。

卡尔维诺在开篇既言：“传记或个人信息属于极为隐私的内容，公开这些信息犹如进行心理分析。”《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中收录日记、信件、私人回忆、同时代文章近20万字及300余幅珍贵老照片，部分图片来自卡尔维诺家庭珍藏，由遗孀埃丝特·卡尔维诺首次公开，其余大部分来自卡尔维诺档案馆，现存于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从传记文字中可以读到卡尔维诺的家族记忆、学生岁月，与利古里亚的渊源，青年参与游击战的经历，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编辑时光；倾听卡尔维诺谈“为什么写作”，深入了解写作的必要条件、特殊笔调，翻译的深层含义……这是一份知识分子的传记，更是卡尔维诺如何“成为卡尔维诺”的故事。

《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

[意大利] 卢卡·巴拉内利    埃内斯托·费里罗 著

毕艳红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公开这些极为隐私的内容犹如进行心理分析

伊塔洛·卡尔维诺生命中的前二十五年几乎都是在圣雷莫度过的。圣雷莫这个名字会让人联想到轮盘赌或旅游，但对卡尔维诺来说，这里一直保留着他童年时的自然风貌，是一个充满野性和质朴的地方社会，这里的方言发音生硬。卡尔维诺出身于当地一个古老的农场主家庭，他的家族喜欢狩猎，思想自由，反对宗教，作为纳税人，与税务部门时有摩擦。他的父亲是一位农学家，曾长期旅居墨西哥和其他热带国家，并将葡萄柚和牛油果引入意大利；他与帕维亚大学的一位植物学教师喜结连理，她具有淳朴的撒丁岛血统，在之后的旅途中，她一直伴随在他的左右；他们的儿子于1923年出生于哈瓦那的郊区，当时他们正准备启程回国。

因此，伊塔洛成长于一个充满异国情调、博闻广识的家庭，成长于一个依然保留着“美好时代”的世界主义的边陲城市，当时封闭的民族主义也初见端倪。他的父亲言语奔放，各国语言和地方方言交替使用，他的母亲则严格要求正确使用意大利语；父母在学术上都十分严谨，要求物种术语和分类绝对精确，这些都给这位未来的作家打上了神经质般的烙印，使得他在口语表达中不善言辞，在书面语中则狂热追求语言的精准与流畅。然而，当时他的世界与文学相去甚远；在童年和青年时期，他的日常所闻只有植物，要么是花要么是果，这一度让他对植物产生了反感。尽管如此，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他还是进入农学系就读，希望能过上异国冒险的生活。但因种种原因，他只通过了最初的几门考试，就中断了农学专业的学习。最终，他走上了另一种形式的冒险之路。

传记或个人信息属于极为隐私的内容。公开这些信息犹如进行心理分析。（至少我认为，我从未进行过心理分析。）

首先，我是天秤座。因此，在我的性格中，平衡与不平衡相互制衡。我父母在加勒比海旅居多年之后决定回到祖国，我就在此时出生了。由此，这种漂泊不定感一直让我对别处充满憧憬。

我父母在植物王国中施展才智，展现植物界的神奇现象与演化规律。我则被另一个植物界——文字丛林所吸引，因而拒绝了父母本来要教给我的那些知识；人类的智慧对我而言同样是陌生的。

我在里维埃拉，在那个独有的小天地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期。那里海湾拥着大海，崇山峻岭峥嵘而崔嵬，似天然屏障护佑着我。狭窄的沿海公路将我与意大利分隔开来，近在咫尺的国界线将我与世界分隔开来。走出那方天地是我在重蹈出生的创伤，只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我成长于独裁时期，等我到了征兵年龄，战争全面爆发。我一直认为，和平自由的生活是一种脆弱的财富，随时都可能被再次夺走。

在兵荒马乱中，政治可能成了我青年时代过多焦虑的来源。过多是对我而言，也是对那些我本可以赋予其价值的事物而言。而看起来与政治相去甚远的事物，我则更多地考量它对人民和国家历史（甚至政治)的影响。

战争甫告结束，我就感受到大城市的呼唤,这一呼唤比我故乡的呼唤还要强烈。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在米兰和都灵之间犹豫不决。选择都灵当然有其原因，而且并非没有后果。现在我已经忘了这因果，但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如果我选择了米兰，一切都会有所不同。

我很快尝试了写作。发表对我而言很容易，我立即获得了支持与青睐；但是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并说服自己这绝非偶然。

我就职于一家出版社，所以我在别人的书上花费的时间要比在自己的书上花费的时间多。对此我并不后悔：所有精力的消耗都是为文明社会而服务。恰巧，我从都灵那座严肃而悲伤的城市，经常也十分容易地来到罗马。（此外，我所听到的唯一不以否定形式谈论罗马的意大利人就是都灵人。）因此，罗马会成为我未来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并且又无须问自己什么。

对我而言，理想的居住地应该是外国人生活得自在的地方，巴黎就是这个理想之地。我在这里娶妻成家，后来还有了一个女儿。我妻子也是外国人，所以我们一家三口说着三种不同的语言。一切皆可改变，但我们内在的语言不会改变，甚至它所包含的内在是比母亲的子宫更加独特和权威的一个世界。

我意识到，在这部自传中，我用了大量笔墨来讲述出生，以及出生后的几个阶段，现在我甚至倾向于更进一步地回到我出生前的世界。这就是自传对起源进行探索的风险。比如《项狄传》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其长辈的生平经历，而等到要讲述自己的生活时却无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