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汇出版社新近推出的“聚学文丛”是一套文化随笔类图书。“聚学”一词从范仲淹的“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中撷取，拟在聚合社科文化名家的治学随笔、读书札记、史料笔记、游历见闻等佳作，现丛书已出版两辑，作者皆是文化领域名家，去年出版了第一辑，有龚明德的《文事探旧》、蒋力的《墓歌集》、韦泱的《在家淘书》。今年推出第二辑，分别为谭正璧的《螺斋拾珍》（谭箎整理）、谢泳的《写本杂录》和周立民的《春未老，书难忘》。丛书体现了读书明理、知人阅世的人文底色，也凝聚了读书人生生不息的求索精神在其中，必将为人文书林植入一棵常青树。

“聚学文丛”之《螺斋拾珍》

谭 箎 整理

文汇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螺斋拾珍》整理后记

谭 箎

想起终生默默耕耘在祖国文坛上的先父谭正璧，心中五味杂陈。他走过的是漫长而又艰辛的道路，因此他没有让我们继承他的事业。

先父逝世多年后，曾看到一些评价，复旦大学的《上海文学通史》中被喻为“被遗忘了的缪斯”，这是何等崇高的褒奖，陈青生则称其为20世纪40年代“上海文坛历史小说创作的主要代表”……近二十年，我在搜集整理阅读先父作品的过程中，才越来越感到这些评说并非空穴来风。目前我可以说，已基本收罗齐全了父亲发表在各刊物上的作品，除了读书读史随笔，还有众多的小说散文、诗词剧本、历史小说等数百篇，这是一笔蕴含沉甸甸的历史、社会和生活的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宝藏。其中读史读书随笔共八九十篇。近年东方出版社推出了《煮字集》，碍于篇幅而从中选取了四十余篇，如该书书腰所题：“谭正璧先生文史随笔精华首次整理出版”，“史料加史识，熬煮一罐中国历史的高汤”。我眼疾甚重，也曾艰难地在电脑上录入多篇，并由此感受到父亲的文笔竟能如此别出心裁，引人入胜，等各位看了以后就会知道这绝不是我的吹嘘。这次“聚学文丛”又从未收入《煮字集》的作品中遴选了二十余篇，编成《螺斋拾珍》，得再窥其一斑。

父亲为我们留下的不只是千万字的文化的肥沃积累，更有那份不可多得的治学精神。

一、 认定目标，锲而不舍

先父的父母早亡，依靠外祖母抚养的他，执着求学，“庵荒人静近五更，展卷挥毫犹未停。炉尽灯熄方入睡，忽闻院内捣衣声” 。他断断续续地读到高小毕业后，考入了梦寐以求的龙门师范，虽然在这里经受了他人生中又一次重大挫折，但在一年的学业上收获颇丰，并确定了他自己的人生目标。

1926年，在《邂逅》的自序中，他回顾走上创作的历程时，写道：

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这四年中，我在没人指导之下，看了不少的种类复杂的书籍，因此做了几本不成模样的笔记，只向陈旧的因袭的读书方法上进行，而且因为没人指导的缘故，往往事倍功半。但我那时最感谢那本《涵芬楼文谈》，他指导了我不少的读书方法，而且使我知道世间——那时所谓世间，自然只指中国——有些什么书籍，我得以照他方法做去，辗转得了无限的国故知识。

我与文学的相识，在“五四运动”后一年，那时的求知欲，好似深山的饿虎，一见生物，以一搏为快，不暇拣择。在学校中教师指导之下，于是我方知世间有所谓“哲学”“科学”“文学”等种种学问，而且我那时的贪心实在是太狠了，什么学问都想研究到精通。然而究竟因性之接近，而热心于哲学和文学，而尤其嗜好的是文学。我所以不能不永远永远感谢吾师朱广和严佩松两先生。

离开龙门师范后的一九二二年，是我最勤于研究文学和创作的一年，这一年中，赏鉴了很多的本国及世界文学著作，而且由我的好友水君康民的督促，承慧频不辞烦劳地替我抄集，曾编成一本《人生底悲哀》。而且曾有数篇，被编入《小说年鉴》及用作学校课本的《短篇创作选》中，尤其增添了我的兴致和热忱。

王兴康老师说：“谭先生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他并非出身诗书世家，他没有多高的学历，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全靠自己的天分和对文学、文化事业的一片赤诚热爱，这是更加难能可贵的。”

此后他在从事教育的同时，拿起笔开始他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

二、 博览群书，严谨著述

父亲最大的嗜好就是买书，当然不是为了摆饰，也不只是为浏览消遣，而是认真研读做学问，而且他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我发现父亲不只是书，而且对各种相关小报也不放过，正是在这种认真中发现了蛛丝马迹，才不断有新的成就。在《旧小说作者的“双包案”》中说道：“在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时代日报》副刊《天向》上，登有署名‘老音’所作的一篇《胡适之先生的印象》，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告诉我们，在海州出版的《镜花缘》，署名‘海州许乔林著’，不是李汝珍，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发现。”在本书所收的《绛云楼韵语》中，亦足见他读书之广，几乎将历来有关柳如是的资料一网打尽，这里不作赘述，看了本书就一定能感受到。

还不得不提他第一次创作的剧本《梅魂不死》，“记得写第一幕，连起草到誊清，只费了一整天和一个黄昏，第二幕就不起稿，挥笔直写，每天一幕，整个剧本在四天中写毕”。三万多字的历史长剧剧本，四天完成，不可思议。看似信手拈来，得来全不费工夫，而这完全是依仗了他平时认真的研读和积累的结果。

父亲写的许多书，都署“谭正璧编”，而不用“著”这里既有他对前人的尊重，也有他的谦虚。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金名先生在《晚景凄凉谭正璧》（原载《新民晚报》）中曾说：“您说‘我以为文学史是编的，不一定要‘作’。你把这本大著（指《中国文学进化史》）称作‘编’。谭先生，世上只有把‘编’写成‘著’的，哪有把‘著’写成‘编’的……”这类例子很多。

三、 生命不息，笔耕不辍

因为自幼拼命读书，父亲中年时早已高度近视，那时没有超薄的镜片，给我的印象是好厚的镜片，中间一个小圈，但这阻止不了他读书做学问的渴求。1949年后，他放弃了文学创作，又全身心地投入文学研究中，除了出版的《话本与古剧》《元曲六大家略传》《清平山堂话本校注》外，被迫删减到60万字的《三言两拍源流考》排好清样后又被搁置多年……

《明清说唱文学作品叙录》，这是他早年为弹词正名后的又一宏愿。为此他不惜重金收罗弹词、宝卷、大鼓、木鱼书、龙舟、南音等唱本和其他相关书籍，而在生活上从他的穿着就可一望而知。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为此奋斗，堪比当年编写《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之情境，我看到了父亲在阅读相关作品时所做的内容摘要，用的是当年厚厚的日记本，有好多好多本，可见其功夫之深厚、工程之艰巨。现在已出版的《弹词叙录》《评弹通考》《弹词艺人录》（弹词三部曲），《木鱼歌龙舟歌叙录》即其中的一部分。宝卷、大鼓的原始摘录和上述的原始稿现在都保存在北京现代文学馆里。

父亲谭正璧对祖国优秀文化的执着和不懈追求，在他的《国学概论讲话》和《新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始终坚信“国学”中“藏有精金”“应从速发据”，“‘国学’这名辞虽然终将成为历史的陈迹，而它的本身的价值却是永远存在”，从他所编写的大量国文语文读本、中国文学史中更是屡屡可见。不久前我看到一篇署名九峰的《作家素描——谭正璧先生》的短文，其中说：“我与他的认识，说来也真惭愧，还是最近一年内的事情，当今年春季，他和几个知名的作家，联合创办新中国艺术学院之时，我才厕身学生之列，得识这位先生。”“在学说上，他不像一些自命为新文学家们，一开口，就骂孔子，诽古文；相反地，他对我们说，要学问的根基坚固，你们还是多看一些古文好，所以在他所办的‘新’中国艺术学院里面，还有古文这一科。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也是一个纯粹为写作而生活的作家，只要你随便在各杂志上翻翻，就可以证明我的言语为真实的！”

螺斋——父亲对家宅的自诩。自1953年定居沪上，租居在南京西路润康邨的28平方米的二居室，一家五口，万卷藏书室、工作室、生活起居室皆在其中。时光倒流至20世纪40年代的抗战时期，一家八口租居在汕头路一间18平方米的客堂楼，一人挑起全家生活重担，不得不终日操劳。埋头奋笔疾书，写尽人生沉浮社会百态，有学术有创作，有历史有现实，耐饥煮字，穷愁著书，方寸螺斋流淌出成千上万字的不朽作品。

本书所收文章多创作于20世纪三四十生代，发表于各种杂志报纸上，都从图书馆搜寻，复印扫描或胶卷翻录得来。囿于当时出版物的条件所限，排版错讹颇多；又因年代久远，多有字迹模糊难辨的。为此录入校正颇为不易，虽经再三校勘，仍难免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