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许倬云、金耀基于香港大学祖尧堂

我认识有半个世纪的朋友中，相知相交、至老不渝的不算太多，大多因生活圈的变化，渐行渐远，走出了我的生命意义的网络。许倬云先生则是少数一直存在于我生命意义网络中的一位老朋友。

说起来，我们是标准的“淡如水”之交，但在彼此心中都有一个亲近与真实的存在。

我认识许倬云兄一个甲子了，第一次见面应是1960年代，在台北业师王云五先生的府中。

那时，许倬云先生已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台湾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了。当年，他是学术界风头最健的青年领袖人物。我与许倬云都出身台湾大学，但他毕业后一年，我才进台大，他是十足十的学长（故我一直以“大兄”尊称他）。

倬云大兄主修的是历史学，我主修的是法律学，分属两个学术群体，彼此并无交集。1965年，我公费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一年，返台后，在政治大学任讲师，并兼台湾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业师王云五自任总编辑）。

其间，我连续以社会学视角发表了多篇论述中国现代化的文字，1966年出版《从传统到现代》一书，在台湾的知识界、文化界很引起一番大回响。也因此，我与倬云大兄多了学术思想上的交集，并自此开启了我们交往六十年的友谊。

不过，一年之后，我与倬云大兄就走上各自的人生轨道。1967年，我获得美国全额奖学金，第二次赴美（这次举家同往），并再度到匹兹堡大学修读博士学位，1970年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自此与中大结缘，并度过了迄今五十年的教研生涯。

在我记忆中，倬云大兄在台湾做了许多学术的建制性与开创性的工作后，70年代就举家离台赴美，应聘到匹兹堡大学担任史学系教授，著述讲学、春风化雨，至老退休。退休后，依然书讲不辍。许倬云俨然是匹兹堡城中一个“汉学的存在”。

过去五十年中，倬云大兄在美国，我在香港，两地相距万里。但我与他，几乎每年在台湾不同的场合都有聚晤的机会。至于90年代，倬云大兄受香港中文大学之聘担任“伟伦讲座教授”，我们当然更多了言谈之乐。

虽然，半个世纪里，我与倬云大兄各在不同的人生轨道上，但是我们从没有停止对彼此学术存在状态的关怀。1994年我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事后知道许倬云、李亦园、余英时都是我作为“院士候选人”的提名人。这说明，倬云大兄等学界朋友，都关注着我1966年后三十年的学术著作情形。

2014年，倬云大兄致电，邀我为他刚完成的《现代文明的批判》一书作序，正表示他知道我近几十年中有关“现代性”（特别是“多元现代性”）的论述。倬云大兄此书是为西方现代文明“把脉”，他指出西方的现代文明正面临种种“困境”，已进入“秋季”，失去了原有的发展动力，由兴盛走向衰败。

倬云大兄希望所寄，则是人类能创造的“第二个现代文明”。他说：“我们不能认为现代文明代表的一些组织形态，就是人类最终的选择。”又说：“有识者更当抛开一切模仿西方现代文明的旧习，重新思考对未来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更为适应的新途径。”我对这位历史学老人（倬云大兄当年是八十六岁）这番沉重而又清明的言论，是表示认同的。

2013年，我在出版的自选论文集《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中指出，中国一百五十年的现代化工作的终极愿景，就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这是说，中国要建立的“现代文明”，应该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翻版，而应该有精要的中国文化的元素，更符合我们这位史学老人心目中“第二个现代文明”。

资深出版人冯俊文先生，近十年来一直帮助许倬云先生处理在中国大陆的出版事务，去年应邀在匹大亚洲中心访学。最近，正编定文集《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

今年5月6日晚，冯先生经我东南大学好友陆挺之介绍，自匹城来电，他表示我与许先生是多年老友，并注意到2017年我出版的《人间有知音：金耀基师友书信集》中有《我与倬云大兄》一文，概括地讲到许先生的学术志业，他希望我同意将此文收入他主编的文集中。此外，他希望我加写一短文，谈谈我与许倬云半世纪的交往，及对许先生学思历程的观察，作为《倬彼云汉》一书的“代序”。

说实话，我是由衷高兴并感谢冯俊文为许倬云先生所做的事，所以，我就凭着尚未褪色的记忆，追述我与许倬云大兄半个世纪的往来与交集。

写到这里，我觉得讲许倬云先生的学思历程，有一点是值得一说的。简单讲，许倬云的学术发轫期是得天独厚的，发轫期是指许倬云从在台湾大学求学到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段时间。这段经历，使他拥有了历史学的一流训练，养成了一流历史学者应有的修为与眼光。许倬云在台湾大学受到的教育，可能是民国以来最好的教育。

1949年，蒋介石的国民党败退台湾。兵马倥偬，诸事如麻，蒋介石第一时间派专机将相当一部分的学术精英接迎到台湾——这件事对台湾的意义，绝不比故宫国宝或黄金之南移台湾为小。当时，文化界的巨擘如胡适、傅斯年、李济等，都会聚“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傅斯年主掌台湾大学虽短，但只手改变了台大：北大当年的阔大与自由风气，竟在台大重现。

历史学系与考古学系的师资（当然不限于此二系），可谓名师云集。其时在台大历史及考古学系读书的有许倬云、张光直、李亦园等，无不青才英发，他们可谓承继了民国大师的衣钵。有了本业上世界性前沿的学术装备，此所以倬云大兄到殿堂级大学芝加哥研究院深造，很快就登堂入室，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成为卓然自立的历史学者。在芝大完成学业后，倬云大兄即返归台大与“中研院”，在教学与研究上大展抱负，声名一时无两。在一定意义上，许倬云在台湾是民国学脉承先启后的一辈中的代表人物。

1960年代，世界学术的“中心”则在欧美，特别是美国。倬云大兄在70年代以后又去了美国，并在美国学术界以学术著作奠定了历史学家的地位。2004年，美国亚洲学会颁给他“杰出贡献奖”，高度肯定他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成就与意义。

相交相知六十年的史学大家许倬云大兄，一生离开不了先天残障造成的种种病痛。也就在长期的痛苦折磨中，他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的著作。自青年到老年，他从未停止著述。可以说，他的书写就是他的存在，显示他生命意义的最真实的存在状态。

倬云大兄在美国生活近六十年，对美国有深切的感情和体会。但是，自始至终他没有真正离开过中国。多少著作中，显示他最深的关怀是全体中国人的今天与未来。他八十七岁高龄时出版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简体中文版名《中国文化的精神》），更可见他到晚年越来越认同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坦白说，我今天正值八七之龄，也真不是没有他那份“文化的乡愁”。其实，倬云大兄对中国文化的“回归”，从他持续地用中文书写时就开始了。用中文书写，书写的对象当然是海内外的中国人了。

我这两天才发现，许倬云可能最为传世的《万古江河》这部中文大书，是2005年定稿的，这一年恰是他在美国亚洲学会得奖的后一年。这是不是意味着许倬云学思历程中的一个“书写转向”呢？从英文转向中文，从历史专业转向历史“通业”，书写对象也从史学同行转向“这一代中国人”。《万古江河》是中国大历史的书写，也是中国文明史的书写，没有贯穿古今、汇通中外的史才史识，必难落笔。此书无疑是史学家许倬云的“一家之言”！

《万古江河》出版忽已十有七年，今年4月14日《南方周末》的文化版，刊载一篇冯俊文发自匹兹堡的许倬云访谈稿，我喜悉许倬云先生刚刚完成《万古江河》之后的晚年“总结性”作品，定名《经纬华夏》。

据冯俊文所记，倬云大兄在4月初完成最后一章时说，“我终于随时可以走了”。从这句话，可见《经纬华夏》在许倬云心中的分量。这也表示，许倬云的“书写人生”已到一个“圆满的句点”。

当然，我们一定还会不断看到他的新著作、新书写。许倬云大兄是不会停止书写的。不过，我觉得他不必花大力气，可以轻松一些，享受更多书写的乐趣。

2022年5月10日夜于香港

（本文选摘自《倬彼云汉》序一）

《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

冯俊文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是有关许倬云先生为人、治学的回忆文集，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许先生的人生经历与学术成就。

上篇《江河万古》，着意于先生学术著作之评述；中篇《雪泥鸿爪》，侧重于先生的学行记录，撰写者有同辈学人、学生、世交晚辈、近年亲近的青年学者等；下篇《水流云起》，收录有关先生的访谈、口述及媒体侧记。附录则意在从先生自身的视角，“交代”其学术渊源；另附《许倬云先生平生事略》《许倬云先生作品存目》《许倬云先生未刊稿存目》及《相关评论存目》，亦可由此一窥前辈学人风采，及先生平生行履之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