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政治哲学》

[美]凯瑟琳·扎克特 编

赵柯 钱一栋 陈哲泓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当前，全球信息交流深陷矛盾与对立，地缘政治的局部紧张演变成地区冲突。如何重拾人类文明的发展信心，建立起有效的对话与理解，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本书带领读者回到过去一个世纪中的思想对话场域，从对二次大战的哲学反思中汲取明智、慎思的可贵品质，具有重要的阅读价值和学习意义。

>>内文选读：

对危机的回应——政治的与哲学的

本文集里登场的思想家，都回应了由现代自然科学表面上的成功所带来的挑战；他们论证道，现代自然科学所使用的框架、方法和模式都没有把握到人类行动与思考的独特之处，为了理解现代自然科学所表现的是何种知识，以及自然科学的价值，他们极力主张有必要考察其源头，也就是求知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追求知识，这带来什么后果。这些思想家观察到，人类不仅对外部刺激产生反应；人在行动，这意味着他们在特定条件下选择以某种方式去行动或不行动，而且他们的行动有后果——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如果他们不认为人类拥有，或至少能有一定程度的能动性，就没有一位思想家会致力于发现人类怎样才能过得最好，换言之，就没有一位会投身于通常被称为政治哲学的事业中。而且，倘若他们认为人类生活是被历史、物质或生物地决定的，那么他们也就不会认为人类具有主动性。

除了对人类能动性或自由的可能性（或事实）都同意外，本文集的思想家在政治和哲学上都有很大差异。他们所采取的极其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支撑这些立场所使用的哲学论证，表明存在着一个丰富且有活力的反思与论辩传统，这一传统指向人类生存最根本的议题，而且，这些思想家对诸如这类问题的回答——如“人类的独特之处为何？”“什么是最佳的政治秩序？”——有力地回击了那些试图说服我们处于“历史终结”中的评论家。可是，围绕这些根本问题持续存在的分歧，也诱使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些问题无法被回答，因而政治哲学是徒劳的工作。

本文集的思想家也提出论证，表明人类怎样才能且应当面对上述双重挑战，即一方面来自自然科学的成果，另一方面来自历史的挑战。有些人，比如杜威和哈耶克，敦促我们依赖渐进演化的社会秩序和整合进现代自然科学的实验。另一些人，比如施特劳斯、沃格林和西蒙，则不仅把哲学视为对回忆的保存，而且认为它是独特的人类生活方式之本质。一些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如伯林和哈特，强调了人类理性和知识的限度，他们论证说，应当创建且保留一个或多个空间，在其中人类能且应当有自由去指导自己的生活（个体上讲，也从政治上讲）。其他人，如罗尔斯和罗蒂，则主张要有范围更广的国家行动，这不仅为了保护，也为了向个体提供其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过上个人规划的好的生活。然而，所有这些自由派政治家都明显抛弃了旧有“契约论”理论家所持有的“人之本性”主张，以回避现代自然科学和历史提出的质问：这些主张的根据都在于诉诸“本性”或自然神。

20世纪的其他思想家认识到，变化并不必然将是持续的进步（如果人类生活不是生物学地或历史性地被决定的），他们正是在非决定论中找到了主动进行自我定义——若不说是自我创造的话——的机会。这一更加鲜明的主动论者立场各异，从施米特主张人是在超越法律的生死决断中型构自身的，到阿伦特论证说，个体只有在公共商谈中才能将自身之独特性展现出来，再到福柯晚期拥护的一种批判哲学，它揭示出在何种条件下“主体”得以转变自身。有感于现代工业组织和科技之威力，这一威力既压制个体和共同体，同时能将之从经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萨特和哈贝马斯表达了对自由（既有个人自由，又有共同体自由）的不同理解以及捍卫自由的方式；同样有感于现代技术的同质化趋势，以及国家对科技的使用，奥克肖特和麦金太尔都在敦促读者去接受更传统的、基于实践的政治观和共同体观。然而，奥克肖特在根本上是一位彻底的个人主义者，而麦金太尔既谴责现代国家，也谴责它那根本上是自私的资本主义经济。查尔斯·泰勒尝试把如下两者结合起来：一是保存个人自由和差异的自由主义关怀，另一个是承认对话式理解的根本社会性格——从这种对话中，我们得以发展自身和共同体。某种程度上，他的工作代表了一种回到以黑格尔为中心的尝试，而这种尝试也是葛兰西进行的，他把克罗齐对人类具体历史经验中的无限多元的自由式承认，整合进社会主义政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