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居室求学(十七)

1982年，有一本历史书籍的出版成了热门话题。在学术界、文学界、教育界，喜欢读书的人见面，往往都会谈及这本奇奇怪怪的新书，并极力赞赏。上世纪80年代，书籍的出版很少商业包装和推销，新出版的《万历十五年》是悄悄流行的，真正乃一纸风行。

现在，读书人对书的作者黄仁宇已比较了解了。但在40年前，不要说读者对作者知之甚少，就是对《万历十五年》的写法，也感到新奇。对历史类书籍，读者几乎已成惯性的阅读期待，是要读通史、断代史、历史人物传记，或者是普及性、通俗性的小册子。《万历十五年》只写了明朝中后期（1587）政治舞台上的几个主要人物，写法处于史学和文学之间。作者的史料扎实、视野开阔、文笔幽默，像讲故事，又是在做学术研究。我读后感到，这本新颖的历史书籍适应改革开放初期读者对新信息的渴求。开放的大门打开后，国人不仅对西方的先进技术、高级商品顿感新奇，也对西方的新观念、新书籍感到新奇，因为我们封闭的时间太长了。《万历十五年》正是在适当的时候来到了中国。

这本书，初印即近3万册，到第四次印刷时，印数已达56700册。那么，这本书是如何来到北京？又是怎么出版的？

读傅璇琮先生的文章，我才了解这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曲折的情节。原来，旅美华裔学者黄仁宇托黄苗子将他的书稿带到北京，希望能在国内出版。黄傅是朋友，经常见面，时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的傅璇琮，立即进入审报审读程序，写了审读意见。但其时书局有领导不同意接受，傅璇琮写道：“幸亏其时副总编赵守俨先生明确表示同意出版。”对责任编辑的文字润饰，赵还提了专业的意见：“这种润饰，可限于非改不可的地方，不必改变原来写法和风格。”对赵的意见，傅又说：“人的见识，往往在关键之处表现出来。”黄的书，原是英文著作，由作者自己翻译成中文，再由黄苗子带回中国。但是，黄离开祖国已30多年，期间沧海桑田，语言文字的表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何让黄的文字表述适应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呢？傅璇琮想到了他的大学同窗沈玉成，就把书稿送沈修改。经过三年的修改润色，反复打磨，与作者信函往来，多次商榷，真正是玉汝于成，《万历十五年》出版了。

我是这本书的千万读者中的一个。后来还评论过他的另一本书《关系千万重》。要不是读傅的文章，哪里会想到一本书的编辑出版会有如此复杂的过程？傅的文章因谈到许多编辑出版专业的问题，不宜多引用，只引他文章中对同窗的评价，他说沈玉成“头脑灵敏，文笔快，有文采，确是修改、润色书稿的合适人才”。与国内隔绝30年的黄仁宇的著作里，到底有多少是黄的文字，有多少是沈玉成的修改润色部分，我们现在还看不到，沈自己也没著文表功，自我宣传他对这本畅销书的贡献。沈玉成去世后，是傅璇琮在文章里透露消息，我才知道沈的作用。

在网上买了一册《沈玉成文存》，读后几天都心湖起波纹，不断感叹：“一辈子，一本书；一辈子，一本书。”沈这本文存，是他病逝后由他女儿编辑的，带有纪念性质，或者说就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他的女儿，是续弦的孩子，从小在他身边长大，受他的熏陶，学有所成。编这本书，是她对继父的感念。我读这本有温度的书，最喜欢沈写王国维二儿子的《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在这篇列传体的记人散文里，他怀着对王仲闻的敬佩之情，相当传神地写出了性近于痴、大智若愚的静安先生的传人。在不那么和谐愉快的环境里，有“可与言”的同仁互通声气，切磋学问，是能让人忘忧的。他在北大读书时，师从浦江清、游国恩先生，出于名师之门。他在文章中写到，起初对王仲闻的本事还存疑，但交了几次手，“王先生深厚到令人吃惊的学力就把我们完全镇住了”。王国维先生二儿子的学问，有治愈功能，治好了出身名校名师的沈玉成的轻狂。文章最后，沈叹息：“王先生生前的健康情况很好，如果他今天还在世，虽然已过八十高龄，还应当是能做而且会愉快地去做不少事情的。几年前编纂《全宋诗》的倡议一经提出，我和毅中、璇琮二兄就一再想到王先生，慨叹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学者了。”读者如有鉴赏力，在读过沈玉成记王仲闻后，当知我言不虚。

文存分八辑，依次是古典文学研究论文、文史小考据、书评随感、学林忆往、读书偶识、给报刊写的随笔杂文、诗作，最后是友人亲人的回忆。沈兼具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能力。我读他精短的随笔杂文，能感到他的深厚学养。他在杂文里的针砭时弊，婉而多讽，内心是对社会不良风气的焦虑。在学术性的随笔里，笔下流出的识见，给我启发。他谈到“扬州八怪”时说：“他们鄙视世俗，力图冲破世俗，然而归根结底又毕竟点缀了世俗。”这是评金农的遭遇，又何尝不是论定清代寄生繁华闹市、卖画为生的众多艺术家们的生存本质？

《万历十五年》的成功，有沈玉成先生默默无闻的贡献；《沈玉成文存》，是一位学者和编辑留下的浅浅痕迹。

>>作者简介：

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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