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徽博物院的“璀璨星光——凌家滩文化展”、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玉韫·九州——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到良渚博物院的“东方五千年——焦家遗址与良渚遗址联展”，再到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下半年分别计划推出的“长江下游早期文明大展”和“中国古代玉器大展”，最近一段时间，史前玉器不约而同成为文博界的关注焦点。

读懂了史前玉器，可以说就读懂了中华文明的起源。而其中最无法绕开的，是从大崧泽到良渚国，史前长三角玉器文明所迸发的夺目光彩。

——编者

上海博物馆藏鸟立高台纹玉璧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在距今5100年到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社会（王巍，2022年）。这其中最耀眼的，非良渚古国莫属，尤以玉器文明辉耀史册。

大崧泽：较一致的“以玉为贵”等理念，形成“史前大朋友圈”

谈良渚，得先说说崧泽。考古学家普遍认同，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5400年）是良渚文化的前身。其因首次发现于上海青浦崧泽遗址而得名，代表性遗址还包括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等，以高等级墓随葬大型礼仪性器物钺为重要特征。

汉字中的“王”字是从钺演变而来的象形字，呈刃口朝下的钺形。“父”字则从手举钺的形象演变而来，表示手握权杖，亦即权力。玉钺的出土说明，崧泽文化在文明模式上走的是军权-王权道路（李伯谦，2012年）。然而，不难发现，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王”墓里虽然也随葬玉钺，但刻有神徽图像的玉琮等更为突出，并且玉钺上也出现刻饰神徽的情况，仿佛良渚人突然“玩”起了神权。事实并非如此。

浙江省余杭市反山12号墓出土玉琮王（局部)

考古学家赵辉先生将自安徽境内长江西段至东海之滨，北达江苏中部，南越钱塘江的地理跨度内的多样文化称为“大崧泽”，主要包含交相辉映的江淮东部龙虬庄文化、环太湖流域崧泽文化、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巢湖流域凌家滩文化、江淮之间薛家岗文化等（赵辉，2015年）。其中，与崧泽文化有重要联系的凌家滩文化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为代表性遗址，考古发现的大型祭坛及出土的玉神人、八角星纹玉版、玉占卜形器等向我们展示了比良渚更早的神权表现。

“大崧泽”的“大”还不仅限于此。放眼中华大地，和“大崧泽”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的考古学文化，黄河下游有大汶口文化、黄河中游及邻近地区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燕辽地区有红山文化。其中，红山文化明显存在神权崇拜成分，而以“大崧泽”范围内出现的与红山文化玉猪龙造型十分相似的蜷体龙形玉饰为观察窗，详细梳理其分布，明显可见南方长江下游地区和北方西辽河流域间的密切联系。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表明，距今6000年前后，史前中国多地同步发展并相互影响，形成“满天星斗”般的文明格局（苏秉琦，1997年）。多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存在远距离交流（李新伟，2004年），形成了较一致的“以玉为贵”等理念，俨然“史前大朋友圈”。

中国考古出土新石器时代蜷体龙形玉器的主要分布

“大崧泽”之后，良渚文化整合其人口、经济、政治及宗教资源，集东方早期文明之大成，形成了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超级强大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巫觋势力膨胀，集神权、王权、军权于一身，并突出强调神权。

良渚国：以玉琮作为观察窗，看到良渚文化在早期中国的影响力

良渚文化距今约5400-4300年，因首次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遗址而得名。良渚文化分布区内有数个中心聚落和大量中小型聚落，以玉器为核心的宗教和信仰系统（即礼制）作为政治纽带，维系着各层级聚落间的关系（宋建，2017年）。坚实的考古发现证明，良渚社会已经形成了相当于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可称“古国”，且伴有数个闪亮标签：神王之国、统一信仰、城市文明、水利系统、稻作文明、玉器文明……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5年）。

位于浙江余杭的古城遗址是良渚古国的都城和整个良渚文化的核心。其总面积近300万平方米，有宫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留下了人工堆筑的莫角山宫殿、大面积的稻田遗存和反映复杂信仰的大量玉器（刘斌，2019年）。除了古城，环太湖地区其他重要良渚文化遗址点还有江苏常州寺墩、江苏苏州张陵山、上海青浦福泉山等，构成“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中央’联系着各个‘地方’中心的网络”（赵辉，2017年）。数点相连构成的区域正是史前“长三角”。

史前长三角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及出土代表性玉器

考古学家张明华先生认为，读懂玉器就读懂了良渚文化。良渚玉器器类多样，包括琮、璧、钺、锥形器、带钩、管、珠等，使用上有明显的等级和性别规范。比如，玉琮只出土于高等级墓葬；三叉形器、成组玉锥形器是男性特有的身份标识；冠状器不分性别，但无论男女都是一墓一件，等等。在多样器类中，玉琮为良渚人首创，呈外方、内圆、中空的柱体，形制独特而固定。其于良渚文化多遗址普遍出现，时间覆盖良渚早、中、晚期，且每一件（不含半成品）都雕琢有神人兽面纹或神人兽面飞鸟纹。这种纹样通常被理解为巫觋事神图案，蕴含丰富的精神含义，“是良渚古城甚或是以良渚为中心的更大社会单元的社群共同体的标志”（科林·伦福儒，2018年）。

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神人兽面飞鸟纹玉琮

除了环太湖中心区，良渚文化的外延还包括宁绍平原、浙西南地区、江淮地区和宁镇地区，影响则达更长时间、更远距离。以极具地方色彩的玉琮作为观察窗，对出土新石器时代至商代琮形玉器的梳理发现，其分布涉及如今的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等地。据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良渚文化的北渐和西向、南向传播，以及良渚文化在早期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考古出土新石器时代至商代琮形玉器分布

入华夏：商周青铜器饕餮纹对于良渚玉器兽面纹的传承，实证文明的绵延

距今4300年左右，良渚文明衰亡。关于其原因，学界有水患、瘟疫、战争等多样理解。但良渚并没有完全消失，后世夏商文明中仍可见良渚因素。

考古出土夏商周时期玉琮示例（自左至右分别来自河南登封王城岗、新郑、安阳花园庄和陕西张家坡）

前文已述及良渚琮形玉器至夏商仍有出土发现，显示了良渚文明的跨时空影响，而除了琮、璧等的扩散、延续外，纹样主题的流传显然更为直观。饕餮纹是商周青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也称兽面纹。考古学家李学勤等先生将其与良渚兽面纹详细比对，认为两者在主题和构图上多有相似，并以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为传承、发展的中介。这一观点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兽面纹对比示例（左良渚，右商代）

更多的，关于良渚和夏，学者对比认为两者存在以下共通性：一是都有尚玉的习俗；二是葬俗上都有火烧玉敛葬的情况，都以鼎、豆、壶为基本随葬品组合；三是都有水稻、丝织等发达的物质文化。还有学者提到夏后氏社祀和良渚祭坛的关系，以及夏人尚黑和良渚黑陶的关系等。关于良渚和商，因时代相隔更远，目前可见研究主要从纹饰角度切入，考古学家芮国耀等先生除了发现商代饕餮纹与良渚兽面纹的相似，还提出商代柄形器与良渚锥形器相似，以及商代龙纹与良渚龙首纹相似等，由此认为两者间存在传承关联。

良渚土地上后来诞生了吴越文化，她是长江文化的三亚系之一，与良渚文化血脉相连，并吸收了中原商周文化元素，静候、酝酿着下一个文化高潮——江南文化，始终服务于中华文明。

作者：谷娴子（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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