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传播：为新观众“设计”自然》

[加]伯纳德·莱特曼 著

姜 虹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近些年，不少读者服膺《人类简史》这样的大历史著作，叹服作者纵观数万年、横跨多学科的博学多才和纵横捭阖。不过，当你通览完《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传播: 为新观众“设计”自然》一书后，就会发现类似的大历史大尺度的跨界宏大叙事在19世纪的英国文坛并不少见，甚至还足以独立成为“科普写作”这种特殊文体，养活一大批鼎鼎有名的“科普作家”，形成“创世史诗”这种风格叙事。

《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传播》一书的作者是加拿大科学史家伯纳德·莱特曼，此书是其著作的第一本中译，但他在英文世界早已声名显著，曾把持国际顶尖科学史期刊ISIS主编职位长达十年之久，而此书正可以说是伯纳德一生研究的集大成者。

平心而论，《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传播》的阅读体验并不友好，学术多于通俗，问题多于答案，这是伯纳德的研究切口和问题意识使然。在普通读者印象中，传统的科学史书籍多关注科学史上那些名头响亮的科学精英，从牛顿到达尔文再到爱因斯坦，主线是论述阿基米德“Eureka”的伟大时刻或者布鲁诺被判火刑的至死不渝，如果能加上点寓教于乐的八卦小佐料就再好不过了。殊不知，这种辉格式的进步史学叙事早已被专家学者所抛弃，伯纳德就是要抛弃传统科学史叙述中重数学-物理学传统的理论偏见，抛弃重视科学精英的套路叙事，去重新发现博物学视野下的有机自然和那些现今早已名不见经传的科普作家。

埃比尼泽·布鲁尔、约翰·伍德、理查德·普罗克特、赫伯特·斯宾塞、托马斯·赫胥黎，除了后两位，可能这一串人名在我们听来已经十分陌生，但是他们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却是家喻户晓，其作品动辄印数上万，几度重印，长销不衰。要知道直到现在，图书市场印数能上万的图书品种也寥寥无几。

19世纪下半叶，随着专业出版商的出现、大众廉价印刷的兴起、中产阶级的壮大与识字率的提高，以及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带来的知识图谱重构，一个新的竞争领域应运而生，众多英雄人物开始尝试在科普图书这个出版竞技场上一展身手，以求占据有力的生态位，赢取功名与立生之本。伯纳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传播》一书就为读者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这批科普文人的群像。

在伯纳德笔下，科普作家依据其身份和性别、写作动机和方式、教育背景和出版途径等被分成了诸种类型，最具典型的是分为进化论自然主义者、圣公会牧师、女性作家和科学表演者。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赫胥黎和斯宾塞这些进化论自然主义者最终在这场博弈中胜出，因为他们一边提倡在自然界中排除上帝等超自然解释，一边又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物质原子论、能量守恒定律与进化论之上，所以这些自然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被我们追溯为后来科学家的先驱，获得了胜利者的桂冠，成了科学最权威的解释者和科普文章最好的作者。然而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发现在科学解释权和普及权的争夺上，进化论自然主义者并非畅通无阻和一帆风顺，而是面临来自各方面的竞争，就连他们自身在追求科学真理的信念之外，也存在职业化和垄断解释权的“私心”。我们耳熟能详的号称“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就是这样一位进化论自然主义者。

▲赫胥黎（图源：视觉中国）

赫胥黎早年并不想从事大众科学的写作，因为他觉得这种文体充满谬误，有损他职业科学家的尊严，也无益于科学的职业化。在伯纳德的考证下，赫胥黎的野心更大，想成为科普文章科学与否的仲裁者。但到了晚年，赫胥黎也不得不自己下场打擂台，因为随着英国议会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民众成为握有选票的选民，如果不借科普写作扩大自己在民众中的影响力，那么赫胥黎也无法说服民众通过议会支持自己的科学事业，给自己的科学机构拨款。最终,赫胥黎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不仅如此，赫胥黎在《自然地理学》这本科普畅销书中还借用了自己对手的惯常叙事手段——进化史诗，带领读者从身边熟悉的伦敦桥下的潮汐出发，追根因果，终于发现了太阳才是大自然水循环的动力之源，从而为读者展现了一篇有关自然界的宏大进化史诗。

这种横跨数界、尺度庞大的宏大叙事，恰恰就是赫胥黎的对手——圣公会牧师所喜好的叙事方式。圣公会牧师们进行科普写作多少就是为了调和19世纪科学进步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科学进步不是要从自然世界中驱除上帝，而是寄希望于用科学研究和科普叙事来揭示万事万物背后的精巧设计与美感结构，将人们最终导向对造物主上帝的信仰。此外，赫胥黎从读者身边熟悉之物起手的写作技巧，也多少借鉴自当时的女性作家。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愈发提高，却无法在社会领域施展才能，只能在深宅大院里或在父兄丈夫身边，通过文字工作来疏解苦闷，探索世界。而由于她们的女性身份，自然而然也会成为孩子们在自然教育上的导师，她们沿袭了亲子书写的传统，拿手题材就是周遭的名物花鸟，不过辅助以改进后的显微镜，这些熟悉的周遭世界又有了别样的风景。最后，赫胥黎也会从科学表演者那里学到许多视觉化的表演技巧，比如徒手黑板画图，好在演讲中吸引读者注意。

可以说，伯纳德这本科学史研究专著的目的就是揭示赫胥黎这种成功科学家的光环后面掩盖着的诸多不同声音与传统，为那些圣公会牧师、女性作家和科学表演者正名，纵使他们不是常人心目中的正统科学捍卫者，但也值得我们报以理解和同情。因为他们曾在大众科学写作的舞台上贡献良多，也在追求自己文字理想的道路上苦苦求索，即便暴得大名，依然无法摆脱生计困扰，还要卖文度日，常常写信恳求资助。他们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众与新兴科学之间架起了科普桥梁，留下了一本本呕心沥血写成的畅销著作，即便这些著作现今只能沉睡在图书馆的故纸堆中，留待像伯纳德这样的有心人重新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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