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思想通识课：修昔底德篇》

张新刚 著

浦睿文化 |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公元前431年，希腊世界内部的两大阵营爆发了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里，各类城邦与各色人等轮番登场，在各种极端环境中做出自己的抉择。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就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成了西方历史学的经典巨作。修昔底德认为，日益强大的雅典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而斯巴达必须回应这种威胁。这种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就是后世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本书是张新刚教授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解读。张教授选取书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按时间历程，梳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因后果和内在逻辑，并借此探讨了关乎古希腊人思想精神的重要议题，揭示了修昔底德对“人的境况”深入而复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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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瘟疫及其影响（节选）

修昔底德在全书开头，强调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希腊世界带来的巨大苦难，他说：

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在整个过程中，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痛苦。过去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城邦被攻陷和破坏，有些是被野蛮人摧毁的，有些是由内部冲突造成的；从来没有过这么多流亡者或被杀害者——有些是因为战争本身，有些则是由于内乱。过去人们传说的种种事情，极少被事实所证实，现在也不再是无法置信的了。比如地震的区域比过去大得多，也更强烈；日食比以前人们记忆中的更加频繁了；有些地方发生了干旱并引起饥馑；最后是杀人甚众、给人们带来最大伤害的瘟疫。所有的这些灾祸随着这场战争一齐降临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的垮台，出版于1882年（视觉中国）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天灾人祸并发。在这一讲中，我们将考察一场天灾和一次内乱，这两次灾难都发生在战争初期。

……

修昔底德记载，对于这场疫病，人们找不到有效的治疗方案，有的病人因无人照料去世，有些虽然护理得很好，但仍无法避免死亡。从修昔底德的描述来看，雅典当时并没有正确的防疫观念，他提到染病的濒死者身体压着身体，一些半死不活的人在街上打滚，麇集在所有的泉水旁，渴望喝到水。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污染了城邦水源，会加速瘟疫的传播。瘟疫带来的死亡威胁甚于战场，为国杀敌牺牲尚能鼓舞人的勇气和决心，而人一旦感染了疫病，则直接放弃了生存的信心和希望。不仅对于个人，瘟疫给社会关系也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因为防疫的要求有悖人伦关系，人们越是想尽到自己作为朋友、亲人、家人的义务，就越容易被感染。修昔底德观察到，当时雅典城中那些自以为有勇气和责任感的人，他们以抛弃朋友为耻辱，所以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前去拜访，但现实是谁去拜访患者家，谁就死了。人们慑于这场瘟疫的淫威，对将死的亲人，最后连哭都懒得哭了。对濒死者和患者给予最多怜悯之情的，是那些大难不死的人，即自身免疫力更强，在瘟疫中幸存下来，最终获得病毒抗体的人。

除了影响个人和家庭社会关系，瘟疫还导致城邦法律与习俗的混乱。埋葬死者在希腊是非常重要的事，而瘟疫造成大量的死亡，雅典人已经不可能给每个死者以传统的葬礼，有的人将自家的尸体抛到别人已经点燃的柴堆上就跑掉了。更为严重的是，当死亡随时可能降临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时，人们对所有的法律都开始持轻蔑的态度了。修昔底德评论说：

瘟疫也第一次让雅典人目无法律。过去他们偷偷摸摸做的、不能恣意而为的事情，现在敢大胆做了。他们目睹了人的命运的突然转折：吉星高照的富人转瞬不在人世了，从前不名一文的穷人立即得到别人的财产。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体朝不保夕，财富一样是过眼烟云，所以应该及时行乐。没有人热衷于继续追求人们所认为的嘉德令名，因为人们认为，能不能活到得到的那一天都很难说；眼前的快乐以及一切能带来这一快乐的东西，都被看作是既美好又有益的。人们不害怕神的和人类的法律，因为一方面，人们看见不论敬畏还是不敬畏神明，都一样是死，所以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区别；另一方面，没有哪个犯了过错的人指望自己能活到受审和被惩罚的那一天。一个比这严重得多的判决已经悬在人们的头上，在它落下来之前，不应该享受一下生活的乐趣吗？

▲雅典卫城的埃尔克西恩神庙（视觉中国）

瘟疫给雅典人的生活方式和信念带来了双重的颠覆。首先是对雅典的习俗、法律和道德规范的颠覆。在正常情况下，法律能够约束人们的行为，但是瘟疫的死亡威胁比法律的惩罚可能还要迅疾，法律便失效了。修昔底德说人们过去偷偷摸摸做的坏事，现在开始毫无顾忌地做了，伯里克利之前所说的关心公共事务、不为私利、敬畏法律等品质，在瘟疫面前都被抛到脑后了。伯里克利颂扬的雅典民主制度，在瘟疫面前坍塌了。

瘟疫带来的第二重颠覆是对生活本身，并非只针对某个城邦的人，而是对人类境况的颠覆。人们发现，在战争中牺牲能为自己赢得声名，在国葬仪式上得到城邦的哀悼和褒奖，为朋友和家人而死也能在社会价值坐标系中找到意义的坐标，但是常态构建的生活世界无法安顿瘟疫这种灾祸袭击，因为瘟疫所造成的死亡是没有意义的，是纯粹的消耗。在遇到这种极端事件的时候，每个人都成了面对死亡的孤零零的个体。人便会去思考，日常生活所依循的这套伦理规范秩序真的可靠吗？我们为什么会有现在这套规则、活法呢？这套活法真的就是最好的吗？到底是尽力满足人性深处的欲望更真实呢，还是按照社会的伦理秩序活着更真实？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大部分人都会像雅典人那样，寻求享乐的生活，因为这是人们在活着的时候唯一能够把握和确知的东西。甚至对神明和死后世界的信仰都会被冲垮，人们会质问神明是否真的存在并关心人类。修昔底德的这一观察道出了人类的境况，时至今日，我们仍常常看到这种报道，如果某地遇到大灾大难，在灾难过去之后，当地人的奢侈消费或享乐消费总有显著增长。所以我们不能过分苛责雅典人，或者认为伯里克利的“民主颂”都是奉承民众，借着修昔底德的评论，我们可以进而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究竟怎样的人类观念能够完全安顿人心秩序以及社会政治秩序，让人们在瘟疫一般的威胁面前仍能保持不变的心态与生活？具体的政制和与之相符的生活方式是否有限度，以及限度在什么地方？

瘟疫不仅给雅典人的生活方式带来重大冲击，还差一点毁掉了他们的帝国。上一讲中我们已经讨论过，雅典人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甚至想和拉凯戴孟人讲和。伯里克利力挽狂澜，告诉民众他们已经承担不起丧失帝国的代价。也就是说，面对丧失帝国和瘟疫，伯里克利让民众做一个选择。

如果站在伯里克利的立场上，放弃帝国，拆掉城墙，瘟疫也许就能得到缓解，也许还能得到外界的帮助。但是伯里克利看到，瘟疫的冲击只是眼前的冲击，丧失帝国的危害要远远大于眼前的瘟疫，所以他劝大家不要放弃。雅典人也明白了，做出了明智的判断。表面上看，雅典是修昔底德所说的一人统治之下的民主，但民众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有它的性质和作用。如何评价它，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必须通过一个又一个事例去看雅典民众的一个又一个具体判断，来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够辨识出雅典城邦的利益之所在。

在伯里克利去世后，瘟疫仍在持续，修昔底德记载了具体的减员情况：至少4400名重装步兵死亡，骑兵死了300名，其他死亡民众不计其数。对照战前的军队数量统计，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因瘟疫死亡，依据这一比例推测，雅典成年男性民众因瘟疫死亡的人数在15000人左右。正如修昔底德所说，瘟疫给雅典带来的精神打击和人员损失是任何别的灾难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