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1924—2018），本名查良镛，武侠小说作家、报人、社会活动家。他创作的15部武侠小说脍炙人口，风行于海内外华人圈。他不仅一手创办了《明报》集团，还积极为香港的未来谋划，1985年起，历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之一，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2018年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

《大公报》编辑部旧址

地址： 原新开河人民路丹凤路口厚德大楼，现已拆，旧址为古城公园一部分

《大公报》宿舍旧址

地址： 原老西门人民路肇方弄94号，现已拆。

《时与潮》编辑部旧址

地址：先在长春路392号，旋即搬到梵皇渡路618号，后者现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

在我一向的印象中，金庸都是和香港紧密不可分割的，他在香港创办了影响力颇大的《明报》集团、写出了风靡华人圈的15部武侠小说，也为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的实行做出过实际的贡献。

半年上海生活，求学兼打工

金庸老家在浙江海宁，他父亲所在的查家和母亲所在的徐家，都是当地望族。金庸的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父亲徐申如的堂妹，所以算起来金庸还是徐志摩的表弟。徐志摩空难去世后，金庸被父亲派做代表去徐家吊唁，他在回忆文章中曾说：“我爸爸辈分比他大，他家有钱有势，假如去吊丧，难免有谄谀之嫌，于是派我去”。徐家把金庸当贵客接待，他在灵位前跪拜，徐父一揖答谢，徐志摩之子磕头答谢，然后给金庸单开一席，“我终身之中，只要这一次经历，是一人单独坐一张大桌子吃饭，两个穿白袍的男仆斟酒盛饭”，“我和徐志摩的关系到此为止，平常因年岁相差太远，我只和他的儿子做朋友”。

海宁还出了一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蒋百里的原配夫人查品珍是金庸同族姑母，蒋百里后来和日本女护士佐藤屋登结婚，生下的三女蒋英嫁给了“航天之父”、“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查品珍则在硖石侍奉婆婆，终身没有生育。所以金庸与蒋英其实没有血缘关系，但仍以表姐弟相称。金庸多次听蒋英演唱过，还在报上评论道：“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而细读金庸传记之后，我却惊喜地发现，他其实在上海也有留下过短暂的踪迹——从1947年10月他辞职离开杭州《东南日报》去上海，直到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参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工作而离开上海，这其间有着半年时光，他就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他同时有三项任务要完成：其一是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继续求学，其二，金庸当时考入《大公报》上海馆，担任国际电讯翻译，其三，他同时还在邓莲溪主持的《时与潮》编辑部兼职做编辑。这半年的上海岁月，可以说金庸过得相当忙碌而充实。

以第一名考入上海《大公报》

1947年10月6日，在进入杭州众安桥《东南日报》近一年后，查良镛（金庸）向报社提出请长假，他请假的缘由，是“工作殊乏成绩，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其实，这是一份口气婉转的辞职信。查良镛当时在《东南日报》任国际新闻编辑，工作内容是收听电台英语广播并将其编译成新闻稿，听一遍就能记录下来，这说明他的英语基础相当扎实，颇得同事和上司的好评。谦称自己工作缺乏成绩，乃是查良镛对未来发展有了更高的期待。

查良镛高中毕业后，曾在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读过一年两个月后退学。而现在他的堂兄查良鉴正担任上海市法院院长和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在堂兄的提携下，查良镛得以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而在此同时，他也已经获得了一份业内声誉更高的工作——上海《大公报》国际新闻编辑。

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19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等资深报人都曾担任《大公报》负责人。1941年4月，《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这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现在的《大公报》，虽然只余香港版出版至今，影响力犹在。

《大公报》上海版创办于1936年4月，这一举动也使得这张原本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华北的报纸，把其影响力一举向全国推进。而在金庸加入上海《大公报》时，《大公报》已经成为新闻界一份响当当的全国性大报，收入高，待遇好。所以当报社决定公开招聘三名翻译后，广告一出，应征者高达109人，95%来自上海本市，从20多到60多岁的都有，其中包括大学教授、银行职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还有知名作家并附有出版作品。

《大公报》上海馆在应征者中择优秀者10人参加笔试，试题由当时精通英、日、俄文的《大公报》翻译主任杨历樵拟定，并由其阅卷和评分。当日试题是：电报一份，社论一篇，译成中文。查良镛仅用65分钟就第一个交卷，随后立即进行口试。随后，他又顺利通过了由杨历樵等主持的口试，由于他笔试、口试成绩均优秀，被《大公报》第一个录取。

1947年10月底，查良镛顺利迈进了《大公报》的大门。

古城公园曾是编辑部旧址

1936年《大公报》成立上海版时，选址在今延安东路山东路口，而当1947年查良镛进入《大公报》时，《大公报》编辑部已经搬到新开河丹凤路口（今人民路261号）厚德大楼。

▲上海《大公报》旧址，现为古城公园的一部分

厚德大楼始建于1920年，据当时在上海《大公报》工作者的回忆，“这是一幢六层公寓建筑，是当时南市老城厢最时尚的一幢大楼，早年曾经是上海面粉交易所。当时报馆只借下东侧半幢，一楼为印刷车间，二楼是排字车间和制版房，三楼是编辑部和女子宿舍，……四楼是译电室及部分员工家属宿舍。”

当时曾居住在厚德大楼不远处的翟笃钧在澎湃新闻上撰文的回忆更为具体，厚德大楼“造型端端正正呈长方型，外墙是深赭色的砖墙，据说这砖是特制的，没有常用的砖块大，砌得横平竖直，很是规范。……大楼所有钢窗黑黝黝的，窗的把柄是铜铸的，揑手之处透着铜的光泽。宽宽的大门前是花岗岩砌筑而成的十一级台阶，那扇古铜色厚重的大门装有铜制的门环，那门除了晚上都是敞开着的。大门的左右上方有二根黑色的粗长钢勾，一头埋在墙体内，一头钩着悬吊的钢架玻璃雨蓬。玻璃镶嵌在正方型的钢框内，很有气魄。……厚实透光的玻璃雨蓬下面的墙上，用欧体字型标有四个大字：厚德大楼。雨蓬的上方倚墙竖着一块颀大的牌子：“大公报馆”。晚上，霓虹灯把报社名勾勒得很是清晰。”

当年编辑们集中在一间约60平方米大小的房间里工作，三排1米多宽长条桌，编辑们两面对坐，每边4人，加上两头各一人，每张长桌有10人一起工作，“编辑们每人一张木靠背椅，冬天下面铺一块棉垫，每天在此挑灯夜战，每人头顶上有一盏瓷葫芦电灯，上有搪瓷灯罩，根据各人需要可调节灯头的高低。冬季编辑部的员工仅仅用一只大瓦缸烧木碳取暖。工间休息则可去隔壁吃饭间撤去饭桌，架起康乐球台子活动”，这也是当时上海大街小巷时兴的娱乐活动。查良镛应该也是活动于其中的一个身影。

查良镛曾对余兆文说起在《大公报》时的感受：“《大公报》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排错，唯校对是文。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得。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

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有各种福利：“晚上的夜宵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

如今，厚德大楼早已不见踪影。解放后，它曾被先后用作政府办公地和上海圆珠笔厂厂房，以及建设银行二支行等单位的办公大楼。

厚德大楼的地基正是老城厢古城墙上的一座城楼———丹凤楼，此楼当年建造时亦有从南市瞭望黄浦江的作用。2002年3月7日，据说是为十六铺外滩和对岸的浦东滨江打通一条“视觉通道”，位于人民路261号厚德大楼在爆破声中轰然坍塌，成为了过去，这里经过规划改造已是一片绿意盎然的古城公园。

当我来到秋阳遍洒的古城公园人民路入口处，眼前，十六铺码头对面，浦东的高楼大厦金光璀璨，宛如一幅来自未来的科幻画卷。公园中人来人往，绿草如茵，不过我心中情不自禁涌起一阵惋惜，如果这里能保留厚德大楼，是不是会多一片风景呢？

《时与潮》“小白楼”编辑岁月

而进入《大公报》的同时，查良镛在上海还做起了另一份兼职——《时与潮》杂志编辑。

《时与潮》1938 日创刊于汉口，同年8月迁往重庆，连续出刊直至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时与潮》一度停刊，1946 年12 月复刊于上海，最终在1949年停刊。《时与潮》存在期间，尤其是在重庆的近7年，销量大，声誉隆，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最畅销的刊物之一。

《时与潮》“专事报导国际问题，间或附带评论国内问题”，主要从日本、英国、 美国杂志社选译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文章，也创作文章。该刊以“报导时代潮流，沟通中西文化”为宗旨，1946 年12 日，《时与潮》在上海复刊，编辑部先在长春路392号，本是中央信贷局局长徐继庄的产业，徐因贪污案被控逃往香港，房子被没收，拨给《时与潮》使用；1947年12月1日出版时，社址搬到梵皇渡路618号，此处原为棉纱大王的房子，上海市长钱大钧还曾居于此，现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内的“小白楼”正在维修中

梵皇渡路618号是一幢气派的花园洋房，俗称“小白楼”，编辑部就设立在楼下一间豪华的小客厅里，查良镛没住在客房里，而是住在阁楼上。他的工作就是在大量外国报刊中挑选文章，然后剪下来，分别寄给特约作者，等他们把翻译好的文章寄回来，查良镛再把译文和原文对照核对一遍，就可以发排了。

查良镛曾对老同学余兆文谈起，原本素不相识的邓莲溪为啥会请他当编辑，他说：“我曾经为《时与潮》杂志翻译过一些文章，他们大概是看中了我动作快这个特点吧。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时，我一收到这里寄去的原文稿件，看一遍后就着手翻译。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我两个小时就脱稿了，既不需要誊写，也不需要修改，所以当天就把译文寄给他们。这样翻译了一段时间后，不知时什么原因，《时与潮》杂志社就来信说要聘请我做杂志的主编。”事实上，这个“主编”包括了杂志的编辑、发稿任务。

在《时与潮》工作的时间里，查良镛翻译了相当多的国际时事分析文章，比如：《美国物价高涨与对策》《英国议会做些什么？》《资本主义与世界和平》《法国饥馑的原因》《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等等，副刊上也刊登了他的译文如《我怎样写畅销书》《了解你的头发》《胖子与瘦子》。在《时与潮》发表译文的有《大公报》的新同时张契尼、蒋定本等，也有他的老同学王浩然、余兆文等。

现在的“小白楼”仍在，属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正在施工改造。门口贴的文件告诉路过的人，这里未来将成为上海动漫产业园区。据门口的工人说，“小白楼”属于市级保护建筑，原先的修缮方案还要再次修改。

偶然契机南下香港

1948年初，查良镛的命运在偶然间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当时，国共激战正酣，作为一份坚持中道而行的报纸，前途未卜，《大公报》上海版负责人胡政之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希望在香港长期努力”，带领一批骨干，南下香港创办了《大公报》香港版。

当时，香港馆急需一名电讯翻译，原定人选因为太太临产而去不了，当时尚是单身的查良镛就被临时派去。查良镛海宁有老父，杭州有女友（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所以报社当时给他的口径是先去半年。

1948年3月29日，报馆同事在南京路报馆为他饯行，第二天早晨，他就登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而此行也即将决定他一生的命运。40多年后，查良镛回忆起这一幕，写下了“南来白手少年行”，因为在香港下飞机时，他口袋中没有一分钱港币，也没有遇到报馆来接他的人，还是靠同机来的新闻界同行借他的10块钱，他才能搭船过海去报馆报到。

而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通过对报章的检索，我发现金庸在1949年后也曾来过上海：2002年曾在上海《文汇报》社与南美著名作家科艾略对话，并游览城隍庙，在绿波廊餐厅进餐；2007年1月28日，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为一对“忘年交”年轻夫妇做证婚人……所以，金庸和上海的因缘，始终都没有断。

（本文节选自《上海文学散步：48位现代文人与上海》）

《上海文学散步：48位现代文人与上海》

蒋 俭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