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

黄博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文人士大夫的文艺生活为核心，通过描绘宋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村儒的日常生活，展现宋人的神采风韵。作者以宋代各阶层文化人的文艺故事为叙事主线，揭示宋韵文化的审美意涵和生活情趣。特别是选取代宋代文艺生活中的代表性人物作为主角，通过富有趣味性的轶闻和逸事，将宋韵文化的学术成果以通俗易懂、赏心悦目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作者流畅轻快的语言，配以宋代文化的艺术结晶——绘画、书法及各种文物，将文学性与视觉性结合起来，图文并茂地让读者多方位地感知宋代文艺生活的各种应用场景，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生动的现场感。

>>内文选读：

文坛“顶流”的天价稿酬

“润笔”一词诞生于高颎为李德林向郑译索要“稿酬”的戏笑之中。此后，中国人将文学写作所得的报酬称之为“润笔”。唐宋以来，在“润笔”一语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润毫”“濡毫”“濡润”等词汇，表达的都是相当于今日稿费、稿酬的意思。

皇帝掌握着政治上的权力，而文人士大夫们掌握着文化上的权力。“《礼经》谓，称扬先祖之美，以明著于后世，此孝子孝孙之心也”，范仲淹在一篇墓志铭里引述的《礼记》之言，道出了子孙后代为先人访求名家书写墓志碑文的真意所在。为了让父、祖有个好名声，子孙们往往不惜花重金请文坛大手笔写作墓志。

仁宗前期曾当过参知政事的程琳，为人比较贪财，据《宋史》记载，程琳曾乘人之危，千方百计地巧取他人的宅第，连皇室宗亲的产业都被他算计。程琳贪赃枉法，罪证清楚，在当时名声不佳。但在后世，程琳的官声竟还不错，据邵博所说，这是因为程琳的墓志帮他“洗白”了。此事因为当事人都是当时的重臣和名人，邵博只能不点名地说：“自某公死，某公为作碑志，极其称赞，天下无复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润笔帛五千端。”这篇墓志之所以吹得如此天花乱坠，原来是因为某人拿了程家多达五千匹绢的天价润笔。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宋代的绢价。王安石在仁宗后期任舒州通判，曾与舒州的司理参军李冕发生争执。事情的起因是，李冕断案的时候经常高估绢价，王安石诘问李冕为何老是如此。李冕回答说：“诚知市卖一绢钱七百，然必高之为千二百者，以计赃难满匹，可以缓穷人之死故也。不然三绢杀一人矣。”原来李冕这么做是故意的，为的是救犯了盗窃罪的穷人一命。不过，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绢价大概在七百文到一千两百文之间。五千匹绢的价值，大概有三四千贯。

仁宗后期，当时一个大县的县令，其月俸也才不过18贯，小县的知县才只有12贯，翰林学士的月俸为120贯，宰相的月俸为300贯。给程家写这篇墓志的润笔，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县令15年的收入，即使是翰林学士这样的中高级官员，也要两年多才挣得到这么多。甚至哪怕是工资最高的宰相，靠月俸，也要将近一年的时间才能赚得这么多钱。

在宋代，墓志碑记的文章因本身所具有的“广告属性”，是所有文体中润笔价格最贵的了。当时文艺圈“顶流”的润笔价格，大约在五百贯到一千贯之间。前面已经讲过的王珪为高琼、高继勋撰写神道碑所获的润笔，光银、绢就各五百（两、匹），再加上金腰带和名贵的衣服套装，当不下两千贯，这在当时的碑志润笔中已算是天价了。但这是一个特例，大部分的墓志碑记，哪怕是知名文人士大夫的手笔，肯定不会这么值钱。

因为这篇墓志的“丧家”，不是高家，而是神宗。高继勋的孙女，是英宗的皇后，神宗的母亲，也是当时大宋王朝的皇太后。不过话说回来，因为神宗所给的价值两千贯的润笔，包括了高氏父子二人的碑文，这是两篇碑记的润笔啊！平均下来，每篇碑记的润笔，只有千贯而已。

一篇碑记值一千贯，这大概是皇家为润笔而出手最大方的一次了。哲宗时，翰林学士范祖禹奉命为神宗的同母弟魏王赵頵撰写墓志铭，赵頵的儿子怀州防御使赵孝诒，给范祖禹的润笔是“银二百两，绢三百匹”。魏王墓志的润笔，约值五六百贯，比前面高氏父子碑记的润笔又便宜了一半，这大概是因为，付这笔钱的不是皇帝，而是皇室近亲。

赵孝诒与哲宗算是堂兄弟，他并未继承其父的魏王爵位，只是一个挂名的防御使而已，虽然按元丰改制后的新规，防御使的月俸钱高达20贯。事实上，防御使虽然无实权，但也是出名的工资好、待遇高。其月俸，仅次于三公、使相、宰相，而与知枢密院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等“执政”级高官相同。可即便是拿着高薪，赵孝诒要凑齐这笔五六百贯的润笔费，仅靠俸钱，得不吃不喝存上两年多才行。

王珪和范祖禹都是翰林学士，在文坛和官场的名声也不小，如果说像欧阳修、苏轼这样的算“天王巨星”的话，那王珪和范祖禹至少可以算是“三线明星”了吧。加上，他们的“客户”还都是皇室中人，上述故事中，他们的润笔费在整个宋代社会中肯定是金字塔顶端般的存在。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应该可以更真切地体现宋代润笔收入的一般状态。据说，宋初南唐亡国的时候，徐铉作为降臣，从江南到开封定居，买了城中一处宅子。一年后，徐铉碰到原来房子的主人，发现他“贫困之甚”，因而把他叫来，问他为什么搞成这样。在一番言语之后，徐铉大概是明白当初买房时，自己占了房主的大便宜。徐铉是个厚道人，于是决定补偿一下这位前宅主，此时正好碰上他发了一笔大财，于是他得意地说：“予近撰碑，获润笔二百千，可赏尔矣。” 北宋前期的徐铉，当时在文坛的风采和名气，大概不输后来的欧阳修和苏轼。从这个故事可知，他一篇墓志的润笔可达200贯，所以正常情况下，欧阳修一篇墓志的润笔，也应该在两三百贯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