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欧亚草原历史的研究或者内亚史的研究，往往被放置于民族史或边疆史的框架内进行。这种范式具有明显的局限，因为诸多北方民族在语言和文化上与域外民族是相通的。在学术研究中，应该更多地顾及到文化边疆和地理边疆，将民族史和内亚史都放在更广阔的“全球史”语境中进行讨论。

在上海大学举行的第七届中古欧亚草原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年11月9-11日，由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和匈牙利塞格德大学（University of Szeged）阿尔泰学系及中世纪系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古欧亚草原国际学术研讨会”（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Eurasian Steppe）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顺利召开。“中古欧亚草原国际学术研讨会”原是匈牙利本国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的国内会议，分别于1997年、2000年和2002年在塞格德大学举办了三届。从2004年开始，该会议面向国际学者，论文集用英语出版。第一届于2004年在塞格德召开，第二届于2007年在匈牙利中部城市亚斯贝雷尼（Jászberény）召开，第三届于2009年在匈牙利北部城市米什科尔茨（Miskolc）召开，第四届于2011年在埃及开罗召开，第五届于2013年在莫斯科举办，第六届又返回塞格德大学召开。

笔者于2016年11月前往匈牙利塞格德大学参加了“第六届中古欧亚草原学术研讨会”。需要指出的是，本会议的英文名是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Eurasian Steppe，国内没有统一的译法。笔者在第六届的综述中译成了“欧亚草原中古史国际会议”，但在上海召开第七届会议时正式确定的中文名称是“中古欧亚草原国际学术研讨会”。关于第六届会议的内容，笔者在《第六届欧亚草原中古史国际会议（匈牙利）综述》（载《丝瓷之路——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参会期间，笔者考察了塞格德大学的图书馆，发现该馆藏有丰富的突厥学、蒙古学等阿尔泰学方面的书籍，特别是“塞诺文库”、“李盖提文库”和 “内梅特（Gyula Németh）文库”，使塞格德成为了内亚研究的理想场所。实际上，国际上许多著名的阿尔泰学家，例如丹尼斯·塞诺、李盖提等等，都是匈牙利人。在2016年的会议结束之际，笔者向该会议的负责人泽蒙内（István Zimonyi）教授提出，希望第七届的会议在上海大学召开，获得了准许。

从匈牙利回到上海后，笔者便完全按照国际上筹办学术会议的标准和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会议准备。最终，来自美国、匈牙利、俄罗斯、意大利、土耳其、西班牙和克罗地亚等10个国家的近50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诚如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徐文堪先生在闭幕式上的发言中所指出的，此番“中古欧亚草原国际学术研讨会”首次在中国召开，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次会议在上海召开的消息，也引起了国际学界的注意。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劳曼（Lars Laamann）教授的厚爱，会议的征文启事得以在国际著名杂志《中亚学刊》（Central Asiatic Journal）第61辑上登载。

在上海筹办此届会议的初衷之一是希望能够为国外和中国研究欧亚草原的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在中国，欧亚草原历史的研究或者内亚史的研究，往往被放置于民族史或边疆史的框架内进行。这种范式具有明显的局限，因为诸多北方民族在语言和文化上与域外民族是相通的，例如新疆的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都与对应的中亚国家之间有历史渊源。在学术研究中，应该更多地顾及到文化边疆和地理边疆，将民族史和内亚史都放在更广阔的“全球史”语境中进行讨论。

在会议开幕式中，笔者提出“The bestway to do Eurasian Studies,is to do it globally.”这里提到的“globally”，不仅是指研究者在视野上的全球性，更是指全球范围内学者之间的互动和交流。长期以来，中国的内亚史研究偏重于那些与中原王朝历史进程直接相关的草原民族。以突厥学为例，我们的学术成果集中在突厥汗国、回鹘汗国和高昌回鹘，以及中国境内的现代突厥语民族上，但是对中亚、西亚和东欧突厥语民族史的积累不深，于是造成了两头重、中间轻的局面。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些突厥语民族是在同一个欧亚草原大舞台上演绎历史的。只有对8世纪左右西迁中亚和西亚的乌古斯人历史脉络和伊斯兰化进程进行细致爬梳，才能够了解今天突厥语民族分布的历史渊源，才能够看清当下突厥语人群的身份认同问题的实质，才能在诸如“泛突厥主义”等议题上掌握话语权。

笔者曾在《“第六届欧亚草原中古史国际会议（匈牙利）”综述》一文中指出，“中国学界对欧亚大陆西部，特别是东欧、南俄以及西伯利亚等地游牧民族的关注度要明显小于对中亚、北亚的这些与中国历代王朝有直接往来的民族。从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出发，这种现象固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全球化方兴未艾的今天，无论是从国家的战略意义，还是从欧亚学科发展的前景看，我们都更需要全球史的视角和关怀。”全球史不是一句口号，更不是简单地研究整个地球，而是一种十分实用的学术视野，将历史进程和事件放置于全球的背景之中考察（参考[德]S.康拉德著，拙译：《全球史导论》“序言”，商务印书馆，2018年）。全球史范式首先要打破的就是民族国家叙事的藩篱，这一点在内亚研究中尤其适用。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认为内亚史的研究亟需建立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全球学术共同体。将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挪移到中国境内举办，让中国学者和国际学者有更直接的接触和互动，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实际上，外国学者也同样需要与中国学界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因为对于内亚史研究而言，汉文史料仍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富矿。另外，作为一种摸索，笔者在上海大学也积极搭建学术平台——内亚研究系列讲座（Lectures on Inner Asian Studies），延请国际上知名的内亚史家和青年学者来沪讲学。

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召开第七届中古欧亚草原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背景。将三位主旨演讲包括在内，本次会议共有39场报告，内容涉及中古时期欧亚草原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和宗教等诸方面。接下来，我们择要对本次会议的报告作一介绍。

主旨演讲的三位学者分别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盆斯贝格大学的Jonathan Karam Skaff教授（中文名“斯加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考古研究所的Nikolay Kradin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的李锦绣教授。斯加夫是国际知名的隋唐史专家，著有《隋唐帝国及其突厥蒙古系强邻：文化·权力·联系，580—800年》（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Culture,Power and Connections,580-8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他报告的题目是《从蒙古国仆固乙突（635—678）墓所见唐朝与突厥的外交与礼仪》。作者探讨了蒙古国发现的唐朝仆固乙突墓（含墓志），以及另一座未遭盗掘的唐代墓葬（无墓志）。仆固乙突墓志中虽然充满了仆固乙突向唐朝输诚献忠的辞藻，但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双方在政治关系中有互惠和妥协的迹象。一方面，这两座墓的形制、葬俗和随葬品都是唐朝的。但另一方面，两座墓葬中又都能找到当地的文化因素。J.K.Skaff教授强调，仅仅凭借墓志的文字内容，而不考虑物质文化因素，是不能全面理解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语境的。

N.Kradin教授是国际上研究草原民族国家起源的著名学者，他曾经提出游牧民族具有独特历史发展进程的观点。他将近年来的相关论文译成英文出版，题目是《转型中的内亚游牧民》（Nomads of Inner Asia in Transition,Moscow:URSS,2014）。他在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题目是《欧亚游牧人部落和国家身份的建构——以突厥汗国为例》。欧亚草原上各种政权此起彼伏，它们内部有复杂的构造，既有族群身份，又有政治体身份。N.Kradin教授以突厥汗国为例，来说明欧亚草原上的政权更迭只是统治阶层的更换，底层百姓并没有随着政体的瓦解而消失，政治体会以新的名称而存在，而新的族群身份也随着而诞生。

李锦绣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总材山地望考》（“Where was Mount Zongcai”）。东突厥第二汗国的龙兴之地是所谓的“总材山”，对应突厥碑铭里的cuγayyos。李教授结合出土墓志、敦煌文书和突厥碑铭，对总材山所在的位置进行了考证，推翻了“漠北说”和“阴山说”两种旧观点，提出总材山可能位于陕西神木一带的新说。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的Mehmet Olmez教授是国际上活跃的突厥学家。他发言的题目是《关于蒙古国Dongoin Shiree新发现如尼文石碑的几点想法》。2017年12月，日本大阪大学和蒙古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联合考古队在乌兰巴托东部的Dongoin Shiree地方发现了一个8世纪的突厥墓葬，有如尼文石刻出土。M.魻lmez教授对其中如尼文的石刻文字进行了初步解读，发现其内容是大量重复出现的词汇，很可能是某种宗教祝祷词。笔者报告的题目是《竞争的叙事——突厥碑铭与汉文史料的比较研究》。在突厥之前的游牧民族并没有留下用自己语言和文字书写的文献资料，于是他们的历史只能凭借汉文史料来建构。汉地史家的历史书写是以“他者化”为策略，对游牧民族的许多风俗习惯充满了偏见，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上也不能秉笔直书。这种定居与游牧民族之间在历史上叙事话语权的不平衡性，到了突厥汗国时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本文就以突厥碑铭和汉文史料的对比研究为例，来说明双方在历史书写上的叙事策略之间的异同。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AgustíAlemany教授是阿兰人研究的专家，曾经在荷兰博睿出版社出版过《阿兰人史料辑考》（Sources on the Alans:A Critical Compilation,Brill,2000）。此次会议他发言的题目是《建构中古欧亚游牧民族的人物志——以中国与内亚的边疆为例》。他提出要模仿德国史学家蒙森（Theodor Mommsen）结合传世文献和碑志史料为罗马帝国编写人物志一样，也要为欧亚草原民族建立一套类似的资料集。他同时指出这项工作的难度很大，因为蒙古之前的欧亚历史资料极度匮乏，好在有不少汉文史料可资利用。A.Alemany教授以突厥汗国为例，来说明汉文史料对欧亚草原民族人物志编写的积极意义。

匈牙利塞格德大学Zsuzsanna Olach教授讨论了突厥人的养马和马术，塞格德大学Katalin Pintér-Nagy教授介绍了游牧人的投射技艺，塞格德大学考古学系Szabolcs Felf觟ldi教授则聚焦于欧亚牧民族的个人卫生和沐浴文化。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Alexey Frolov教授讨论了金帐汗国对俄国的税收制度的影响，以色列巴尔伊兰大学Dan Shapira教授介绍了犹太突厥语《摩西五经》抄本，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Irina Konovalova教授对库蛮人在12世纪东欧贸易体系中的作用进行了重构。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历史系Kür觭at Y覦ld覦r覦m副 教 授 指出，靺鞨人在文化上和民族上有许多通古斯、突厥和蒙古人的因素，在东北和内蒙古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文化。中国社科院孙昊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谋克”再考：论女真金人政治制度的社会起源》，将女真人最基本的行政和军事单位“谋克”，追溯到鲜卑的“莫贺”。匈牙利卡洛里大学的魣kos Bertalan Apatóczky副 教授（中文名“阿保矶”）是国际上活跃的蒙古学家兼汉学家。他此次报告的题目是《元至清代译语文献中族名的变迁》，考察了从元代到清代编纂的几部重要汉—蒙双语文献，例如《华夷译语》《北虏译语》《至元译语》《卢龙塞略》中出现的部族名号。

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学大学Bruno Genito（汉文名“葛嶷”）教授探讨了欧亚草原人群在中古时期的考古学问题，特别是在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的多个方面。葛嶷教授的博士生Andrea Montella指出，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将周边的游牧民族刻画成一个“异质”的、“野蛮”的形象。作者举了拓跋鲜卑作为例子。传统的观点认为，拓跋鲜卑经历了一个“汉化”的过程。但是，最新的考古资料表明，鲜卑的考古文化是一个含有多种文化要素的综合体，有来自早期游牧民族的，也有来自汉地的，甚至还有来自朝鲜半岛的影响。匈牙利“契丹景观课题”成 员Katalin Tolnai、Zsolt Szilágyi和András Harmath博士报告的题目是《新视角下的契丹景观研究》。该课题对蒙古国中部的契丹时期考古遗存进行研究，试图了解他们在辽代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并为契丹王朝北部边疆的经营收集资料。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Tatiana Anikeeva博士是一位近年来在国际突厥学界颇为活跃的青年突厥学家，她的研究专长是19世纪的土耳其文学。她的两部著作是《19世纪土耳其民间文学》（Турецкая ГородскаяПовестьХIХВека.Москва,2011）和《作为中亚突厥语人群史料的库尔阔特传说  》  （Предания  Коркута Огузскийгероическийэпоскак источникпоисториитюркских народовЦентральнойАзии IX-XIвв,Москва,2018）。在乌古斯人群中流传的口头叙事中，从《乌古斯可汗传》到《先祖库尔阔特书》，含有大量地理名称。这些地名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真实存在的地名，二是虚构的地名。学界对第一层次的地名很重视，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因为从这些地名可以勾勒出乌古斯人群从小亚细亚到高加索的迁徙路径。T.Anikeeva博士认为，不应该忽视对第二类地名的研究，因为它们是突厥和伊斯兰神话地理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匈牙利塞格德大学 譩va Kincses-Nagy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突厥语人群的伊斯兰化——以〈乌古斯可汗传〉为例》。《乌古斯可汗传》固然有虚构的成分，但其中还是包含了一些真实历史的背景。这一叙事传统被不同历史阶段的突厥语人群利用和改造，用以巩固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作者考察了“乌古斯可汗传说”中的前伊斯兰和带有明显伊斯兰教色彩的要素，证明了该叙事经历了诸多的转变，是以伊斯兰教的价值尺度来进行的改造。

中古欧亚草原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起人——塞格德大学István Zimonyi教授是伏尔加保加尔人的研究专家。在哈扎尔汗国衰落到蒙古帝国的兴起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在东欧贸易中心最重要的政治体是伏尔加保加尔人。他通过对史料的勾稽，重构了伏尔加保加尔人在丝绸之路西北段所起的作用。克罗地亚科学与艺术学院Mirko Sardelic博士分析了欧洲美术史中游牧民族形象的变迁，并指出这些形象是对游牧民族不断积累的情感之投射。他认为，通过这种跨文化和情感史的视角，结合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可以更好地重构定居和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来自意大利图灵、现任柏林吐鲁番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的摩尼教专家Enrico Morano博士刊布了柏林藏吐鲁番文书中的摩尼教粟特语创世文书，不少是首次刊布，内容是生命世界以及亚当肉身的创造。南开大学历史系马晓林教授根据东亚语言、波斯语和欧洲语言史料中的记载，对蒙古汗室旗帜的起源及演变进行了一番考述。匈牙利罗兰大学Balázs Nagy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从赛约河之战到狗头鞑靼》，考察了蒙古人与中古匈牙利当地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塞格德大学Richárd Szántó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拉韦纳天文地理学家著作中的“中亚”》（“Central Asia in the work of the cosmographer of Ravenna”），讨论了意大利北部城市拉韦纳的一位7世纪不知名天文地理学家著作中有关“中亚”的叙述。该著作中将当时相当于西突厥汗国的领土称为Hyrcania，并提到了邻近的地区，如帕提亚、巴克特里亚、印度和中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所有参会学者须于2019年4月30日之前提交论文全文。英文版会议论文集将作为“乌拉尔—阿尔泰学丛书”（Studia uralo-altaica）的一种，由匈牙利塞格德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我们将组织专业人员将会议论文集译成中文出版。

作者：陈浩（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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