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5日19时，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式揭晓。挪威剧作家Jon Fosse（约恩·福瑟）摘得殊荣。其获奖理由是：“创新的戏剧和散文，为不可言说的事情发声。”得知自己获奖，约恩·福瑟表示：“我认为这是对文学的奖励，首先是文学，而不是其他考虑。”

约恩·福瑟是挪威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和戏剧家，也是北欧地区最重要的在世作家之一，更是当代欧美剧坛负有盛名，作品被搬演次数最多的在世剧作家。他的作品至今已被翻译成五十多种文字，超过千场制作公演，获得了北欧地区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奖，入围了国际布克奖和美国全国图书奖翻译奖的短名单。本报作者崔莹曾经亲自采访过约恩·福瑟，这篇访谈被收入崔莹新书《访书记》中。这是一部关于书与国际写作者的访谈录。访谈的内容涵盖汉学、历史、文学、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透过访谈，读者可以更加走近这些赫赫有名的佼佼者，了解不同领域的动态，深入探究各个领军人物的思想。经崔莹本人授权，本报特刊载她对约恩·福瑟的访谈。

>>内文选读：

故意反抗贝克特的福瑟

当代欧美戏剧家中，谁的作品被搬演的次数最多？答案是：约恩·福瑟。

这位挪威剧作家的作品已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制作成九百多部舞台剧，在世界各地上演。因为在戏剧领域的杰出成就，他得过包括易卜生国际戏剧奖、斯堪的纳维亚作家奖在内的诸多奖项。《纽约时报》评价，他的作品“充满激烈的、诗意的简洁”。易卜生国际戏剧奖给他的授奖词称：“福瑟迫使剧场和它的观众们以全新的方式思考。他是未知的诗人。”

1959年9月29日，福瑟出生在挪威一个叫豪格松德的小镇。这里毗邻大西洋东海岸的卑尔根市。福瑟从小喜欢音乐，经常自己编曲，也写诗歌和小说。他的首部小说《红与黑》于1983年发表。1996年首演的《有人将至》，则是他的戏剧处女作。此后，他就以戏剧创作闻名。他的剧本，都用新挪威语创作。（注：在挪威，有两种官方书面语，即“书面挪威语”与“新挪威语”。有10%-15%的挪威人使用新挪威语。）

孤独、爱和死亡，是福瑟一直探讨的主题：在《一个夏日》中，男主人公毫无预兆地选择了投身大海，他的妻子自此日复一日地眺望大海，与记忆搏斗。在《死亡变奏曲》中，大海吞噬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早已分手的父母被迫重新面对彼此，寻找她的死因……他笔下的人物，都处于某种生存困境。他们都是孤独的。

福瑟常被誉为“新易卜生”，外界也将他与贝克特、品特比较，但这些对比多少忽视了福瑟的特质——他的戏剧世界自成一体。在这个世界里，主人公经常没有具体的名字，只是“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他”；时间分界模糊，过去、现在与将来杂糅；语句经常重复，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律感；静场和主人公话语的戛然而止频繁出现，令观众“于无声处听惊雷”。

福瑟与东方有缘。他曾说，东方人仿佛能比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作品。他的戏剧选集《有人将至》和《秋之梦》已经在中国出版。他曾来到中国，观看上海戏剧学院演出自己的名作《有人将至》。他认为，这个版本是对自己作品最好的舞台呈现之一。

1. 写剧本就像在编曲

崔莹：“大海”在你的作品中分量很重，往往奠定了全文基调。它有时给人安全感，更多时候却令人恐惧。为何这样描写海洋？你的主人公经常长久地凝视大海，你也会这样做吗？

福瑟：是的。我在挪威卑尔根附近的小镇豪格松德长大，在那里总能看到海和海浪。这对我影响很深。坐下来集中精力写作时，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自己第一次看到海、看到船的情景。

现在，我有时也去卑尔根附近的一所房子写作。它离海很近，从那里二楼的书房眺望，可以看到海、海浪和峡湾对面的陆地。我经常会在那里凝视大海。我在挪威北部山区，我还有一座小木屋。那里更开阔，可以看到更大的一片海。

我父亲喜欢船。他有一条船。后来，我也有了船。我现在用的是一条邻居造的小木船，天气好的时候，我会沿海岸线驾驶它。在广阔的海面上，你会感觉到自由。但同时，这种自由是有限的——所有的时间里，你都必须呆在船上。你会热爱大海，会喜欢海浪的节奏、海水变化的颜色，但同时你也会发现大海的危险：它变化无常，发怒时会很残酷，很多人葬身其中。我想，大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墓地，仿佛意味着死亡。

可以说，大海是个矛盾体。我的作品也是个矛盾体。而这是因为，人生本身就充满了矛盾。

崔莹：你反复书写人的孤独感：“我将只有独自一人。”这与你的成长经历有关吗？

福瑟：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我的孤独感要追溯到我的婴儿时期——它在我一两岁时就出现了。从小到大，虽然有很多亲密的朋友，但我一直性格内向，有些害羞。我感到我和他人、和整个世界的距离都很远。正是为了减少这个距离，我开始写作。

崔莹：你最早写的是短诗和歌词。当时的你是怎样开始创作的？这段经历对你的戏剧创作有什么影响？

福瑟：12岁时，我很喜欢弹吉他，就开始编一些小曲子，也为它们写歌词——我至今依然记得其中的几首。16岁时，我参加了一个乐团，弹摇滚吉他，也拉小提琴。但我最终意识到自己没多少表演天赋，就放弃了演出，继续编曲。

可以说，我的写作就是从与音乐有关的创作开始的——音乐需要聆听，写作也需要。有时我感觉自己只是在听我的人物说话，然后把它们记录下来。

我的作品“语句重复”的特点，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写剧本时，我就像在编曲，戏剧就仿佛是我的乐谱。

崔莹：你曾如此热爱音乐，那你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谁？

福瑟：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没有音乐家能和他相提并论。

崔莹：写作之初，哪位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福瑟：最初开始写作时，挪威作家罗尔夫·雅各布森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时我的作品仿佛都不是用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是用他的语言写成的。直到二十多岁时，我才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我正儿八经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叫《他》。我后来的作品风格，和那篇故事的差不多。写的是生活的本质，与人物的名字无关。

崔莹：一开始，你发表的是小说。十多年后，你的剧作《有人将至》才真正问世。你是如何从小说转向戏剧创作的？

福瑟：说实话，我的第一部戏完全是别人掏钱聘我写的：有人问我想不想写戏，那时我是自由作者，收入不高，非常需要钱，就接受了。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会写戏剧。

用了一周时间，我写了《有人将至》。在我的作品中，它至今仍是被搬上舞台次数最多的一部。

我并不喜欢剧院，甚至有点讨厌它，但我喜欢写戏剧的感受——不仅可以决定如何使用语言，也可以决定在何时沉默。沉默是语言之间的间隔。

崔莹：说到这一点，你的戏剧的一大特点，就是静场的频繁出现。在你看来，沉默在戏剧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你如何判断哪里该沉默？

福瑟：沉默和孤独有关。这种孤独并非是一种坏事，而是一种平和。沉默也和虚无有关，而沉默和虚无都是我作品的血肉。我认为这些停顿或者沉默，比那些说出来的话要有分量得多。这种沉默也会令观众感受到氛围的紧张、故事的戏剧化。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很容易意识到哪些地方需要短暂的停顿，哪些地方需要长久的沉默。

崔莹：家庭关系是你关注的另一主题。在这方面，你本人的经历是否影响了你的创作？（注：福瑟离过两次婚。）

福瑟：在我的作品中，所有情节都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或与他们因为缺少某种关系而导致的虚无感和空虚感有关。其实在人生中也是这样。我自己关于各种关系的感受，影响着我的作品。

不过，所有的好作品都要包含人生，也要和它保持一段距离。

崔莹：在你的剧本中，人物多为无名氏，人物名往往只是“一个人”“另一个人”“他”“她”。为什么这样设计？

福瑟：一开始写作时，我就没给主人公起正式的名字，只用“他”或“一个男人”来指代。然后我就习惯了这样做。我或者不用具体的名字，或者一遍遍地用同样的名字指代不同角色。

名字本身会透露太多信息，产生太多干扰——一个女孩的名字可能暗示了她属于某个社会阶层，来自哪个国家。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写的是生活的本质，和人物的名字无关。

2. 故意反叛贝克特，未受易卜生影响

崔莹：在你的早期作品中，有的是以时间顺序来安排的，比如《有人将至》就分开始、中场和结束。但在你的后期作品中，过去和现在混合、渗透在一起。这在《秋之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你在后期为何这样处理？

福瑟：我将过去和现在的混合与渗透称为“片刻”。比如我的戏剧《睡觉》，就是发生在某一片刻的故事。片刻和永恒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描述的是一种状态。它看似不存在，但实际上又存在。

在作品中，假如将某个片刻独立出来并加以扩展，我想，这部戏就不再像是一曲音乐，而像是一幅画了。

崔莹：请谈谈影响你的戏剧和剧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对《有人将至》的创作有怎样的启发？

福瑟：年轻时，贝克特的作品非常吸引我，我也很崇拜他。他给了我很多启发，但在某种程度上，我故意反叛贝克特——我故意写得和他不一样。所以我的《有人将至》实际上和《等待戈多》是相对的。在《等待戈多》中，他们等啊等，没有人来；但在我的戏中，他们不用再等了——有人来了。

当然，我的性格和贝克特的不同，我们的作品风格也不相同。我并不认为我的作品受贝克特的影响。

崔莹：那易卜生呢？

福瑟：易卜生从未对我有多大的吸引力。我反而对那些挑战易卜生戏剧的作品很感兴趣，比如贝克特的——它们和易卜生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截然相反。

易卜生与莎士比亚、契诃夫一起被誉为世界三大剧作家，但我从未觉得和他很亲近，也从未觉得他影响过我的写作。我和易卜生的区别很大。

崔莹：据你观察，在你创作戏剧的这些年里，欧洲的戏剧创作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趋势？剧作家的生存状况如何？

福瑟：在欧洲，戏剧最繁荣的国家是德国，这种繁荣也扩展到意大利、法国和挪威等地。我觉得欧洲各国的戏剧发展状况都差不多。一开始，欧洲的剧院非常热衷于将原创的新剧本搬上舞台。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剧院导演开始决定戏剧的内容。他们倾向于将小说改编成剧本，纯粹的原创剧本不再受重视。我并不喜欢这样——大多数剧院导演并非天才，排的大多数作品不值一看。

在欧洲，当剧作家的收入并不丰厚。和排新戏相比，导演更爱将经典戏剧再次搬上舞台，观众对新戏的兴趣也不大，所以被搬上舞台的新戏很少。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有人将至》中国版剧照

3. “希望中国读者看到我的更多戏剧”

崔莹：《有人将至》曾被上海戏剧学院搬上了中国舞台。你也来中国看了这场演出，感受如何？

福瑟：印象非常深刻！我看过很多场根据《有人将至》编排的舞台剧，中国的这场如果不是最好的，也是最好的之一。在演员的表演、场景的布置和装饰及声音的处理等方面，它都很好。比如舞台上的流水声并非是提前录的，而是工作人员现场制作的。我认为，这场演出非常准确地理解和再现了我作品中的音乐和情绪。

演绎我的戏剧，不光靠对话，还要靠很多沉默的时刻，以及人物的肢体语言和表情，比如手势的一个小小的变化。这场演出对此也把握到位。这些都是我喜欢的。

崔莹：你说，东方人仿佛能比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你的作品。这是为什么？

福瑟：我也无法解释，上帝才知道。我的戏剧在法国也很受欢迎，但我发现，最能演绎好我的作品的，是东方的演员；最能理解我的作品的，是东方的观众。

我的中译者邹鲁路是当代欧美戏剧研究学者，她正在探寻我的写作方式与亚洲人心理之间的关系。最近她告诉我，上海戏剧学院打算在中国出版我的另外两部作品，对此我很开心。希望中国读者看到我的更多戏剧。

崔莹：你在2014年表示不打算继续写戏剧了。那你最近在创作什么？

福瑟：我已经写了三十多部戏，包括二十多部长戏和十多部短戏，我觉得写够了。戏剧需要一定的舞台性和紧张情绪，但这种紧张情绪太多了，我感到疲惫。我现在需要安宁。

我最近一直在写小说、诗歌和散文，这也是我最初的爱好。去年，我的小说三部曲《不眠之夜》《奥拉夫的梦想》和《倦怠》赢得了北欧理事会文学奖，这是北欧最高文学奖。

我一直想写“慢散文” （slow prose）。现在我就在挑战自己，写一个这样的长篇。我已经写了1500页。它将分三卷、七部分，在2019年、2021年和202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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