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文坛，埃莱娜·费兰特无疑是个风云人物。“谜”一般的身份使她成为评论界乐此不疲的追踪热点，被全球图书市场“封神”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叠加此前根据“四部曲”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的走红，使她成为当代女性的必读作家。日前，费兰特创作生涯的第二本小说《被遗弃的日子》的中译本问世，将国内的“费兰特热”再度推向了高潮。

“四月的一个下午，吃完午饭后，我丈夫告诉我，他要离开我。”小说的开篇是看似平淡无奇的事实描述，却让人感受到了一团压抑的黑云盘旋在头顶，正在酝酿一场疾风骤雨。我们可以预见，接下来将是一个再常见不过的“弃妇”故事，但我们同样好奇和期待，费兰特会如何处理这样一个俗套话题。

单从描写的细腻度和叙事的感染力来说，费兰特的文字功力可谓出类拔萃。深谙女性心理并善于描述女性情绪的她，惟妙惟肖地呈现了女主人公奥尔加被出轨丈夫“遗弃”后的心路历程，第一人称视角的叙述更将奥尔加纷繁杂乱的内心活动展露无遗。从自我反思到自我怀疑，从自我证明到自我厌恶、以至于自暴自弃，奥尔加坠入深渊后的应激反应令万千读者、特别是经历过感情浩劫的女性读者感同身受。而当读到内心坍塌、万念俱灰后的奥尔加再度掌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重建生活的秩序时，读者收获了欣慰的快感，也不禁对其代表的现代“她力量”的崛起油生自豪之感或钦佩之情。此外，小说不乏细致精妙的隐喻象征，为专业的文学批评提供了空间，如奥尔加打不开的门锁暗示着奥尔加走不出的情感囚笼，狼狗的暴毙之谜也影射着婚姻的瞬间瓦解终究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小说在大众读者和职业评论人那里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然而，不得不遗憾地说，费兰特依然没能逃脱流行文艺的“俗套”。“丈夫出轨后离家弃子、妻子悲痛后涅槃重生”的故事脉络使《被遗弃的日子》宛如意大利版的《我的前半生》。更让人失望的是，奥尔加并非名副其实的“大女主”：她的觉醒仅限于对前夫的祛魅，而非对女性身份的更深认知；她的重生终结于对邻居男人的附魅，而非对自立自足的更强信念。事实上，当奥尔加认清前夫的平庸、能够心无波澜地面对过往时，费兰特大可以收尾停笔。于是，当看到奥尔加敲开邻居的门，投入那个曾令她反感憎恶、为了证明自我魅力而不惜与之发生关系的男人的怀抱，许多读者不免叹息：小说“烂尾”了。

婚外恋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母题，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游吟诗人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对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和斯巴达王后海伦之间那场触发了十年特洛伊战争的“倾城”之恋进行了生动描绘。随着18世纪西方现代小说的兴起，情感背叛、出轨通奸更成为一种具有文化隐喻意义的题材，受到作家们的广泛追捧。法国作家肖代洛·德·拉克洛在《危险关系》中，用露骨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侯爵夫人对待婚姻和性爱的游戏态度，用“有伤风化”的男女私情影射了旧时宫廷和贵族的腐朽堕落，其中隐含的对传统社会价值观的踩踏与颠覆，使这本昔日的“色情”禁书如今被奉为伟大的经典，堪称“法国大革命的序曲”之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用女主人公爱玛追求虚幻爱情而出轨偷情、最终自食恶果而服毒自尽的故事，揭露了欲望与现实的碰撞，也探讨了彼时社会与时代为爱玛之死应付的责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亦刻画了一个红杏出墙的女人，讲述了内心矛盾重重的安娜从自我觉醒和自我解放走向自我绝望和自我毁灭的大起大落，通过禁忌之恋及其导致的悲剧展现了人性内在的冲突与迷误，以及新旧交替时代的种种对抗。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聚焦婚外恋的经典文学作品多为男性作家创作，其中出轨的多为女性主人公，故事也通常以她们为此付出惨痛代价而告终，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男权色彩和男性道德至高主义意味。从这个角度来看，《被遗弃的日子》有着不容忽视的女性主义意义。费兰特采用的“她者”视角有效颠覆了传统婚外恋作品的叙事权力关系，虽然奥尔加是“被动”的受害者，但却掌握了叙述和审判的“主动”权。她对前夫的祛魅过程更昭示了女性主导男性的可能：她爱他，他才光芒万丈；她不爱他，他便一文不值。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费兰特一心专注于展现奥尔加的内心轰塌及其外化的一系列极端而荒唐的言行，读者在酣畅淋漓的沉浸式阅读后，却无法走向对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奥尔加的遭遇暴露出人性怎样的悖论与局限？婚姻和婚外恋在当今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分别意味着什么？它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底层逻辑？

《被遗弃的日子》到底是费兰特职业生涯早期的作品，无论是故事的广度和深度，还是对人物及其复杂情感的驾驭都流露出稚嫩的痕迹。相比同样聚焦女性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史诗一般的厚重大气，《被遗弃的日子》不免显得扁平单薄。在埃莱娜和莉拉跌宕起伏的成长故事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出时代变迁对普通人的裹挟，更能够识破那些亘古不变、普适性的“女性奥秘”：她们内心深处不可告人的晦暗阴冷，她们相互依偎又相互消耗的友情博弈。但在奥尔加声嘶力竭的离婚呓语中，我们只看到了一个“恋爱脑”女人的悲惨下场，我们能够跟随她一起咒骂前夫的薄情与不负责任，我们同情于她为人妻的牺牲和为人母的牵绊，也欣喜于她拼接破碎自我的不屈生命力，却又仅此而已。

从2002年意大利语首版问世，《被遗弃的日子》便为费兰特圈粉无数，如今的中译本同样引发了国内媒体的追捧热议。不少读者力挺它的理由是，读这部小说仿佛在读自己的日记，奥尔加犹如另一个时空中的自己。毫无疑问，故事的真实感及其引发的读者的强烈共鸣、甚至代入感是阅读虚构作品的一大魅力，但这并不是评判其文学价值的核心要素。文学的真实并不意味着纪实，过强的代入感反倒消弭了作品本该与读者保持的距离，而正是这个距离赋予了读者审美的主体性，也使读者的批判性反思和启迪成为可能。

伟大的文学不应只是一面映照出真实世界的镜子，而应凭借它独有的虚构特权为人们展示在真实世界无法经历的多种可能。出色的文学人物不应只是我们所言所行、所思所想的虚拟化身，而应帮助我们探寻到自己不曾觉察、乃至人性中无意识的另一种面相，无论是崇高的还是粗鄙的。同是婚外恋故事，《包法利夫人》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浪漫主义自我如何与现实主义自我相互角力，《安娜·卡列尼娜》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完美的个体如何被一个丑陋的时代所毁灭，而《被遗弃的日子》仅让我们看到一个丈夫的移情别恋如何把原本优雅体面的妻子逼疯。同是女性情感题材，《那不勒斯四部曲》让我们认识到女性所特有的丰满而复杂的人格，而《被遗弃的日子》仅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名叫奥尔加的女人。

“我想生活就是这样：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一阵剧烈的疼痛，一阵强烈的快感，血管在皮肤下猛烈地跳动，没有其他更真实的东西可以讲述。”借奥尔加之口，费兰特道出了她所认为的能够呈现的所有真实。在见证奥尔加坠入深渊又慢慢爬出深渊的过程中，我们感同身受地体验了她的喜悦、疼痛与快感。但除了血管的猛烈跳动，我们同样期待感受灵魂被直击的震颤，期待获得顿悟或新知的洗礼，而这是唯在凝望深渊时才能拥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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