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的演出，《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弗里达·卡罗》《喜悦》这三台国际演出是预料之中的高光，而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本土戏剧人排演了处在当代世界戏剧前沿的作品，上海戏剧学院师生创作的《死亡变奏曲》和易立明执导的《我是哪一个》都是能拓宽观众视野的作品。

这两部作品的剧作者——挪威作家约恩·福瑟和英国作家卡里尔·丘吉尔，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独树一帜，是革新并推进“现代戏剧”观念的创作者，都被视为国宝级作家。约恩·福瑟的剧作在十年前被翻译引进中国，已经在时间的积淀中形成特定的读者群。

对于大部分观众而言，卡里尔·丘吉尔是一个迟来的名字，事实上，她在英国戏剧界的重要性，不输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欧美评论界有这样的说法：卡里尔·丘吉尔对当代戏剧的意义，不亚于毕加索之于绘画。

《我是哪一个》的原名直译是《一个数字》，剧本分成五幕，是三个儿子分别和父亲的五次会面。大儿子阴郁暴躁，时刻处在情绪失控的边缘，他在渐进的逼问中迫使父亲揭开尘封的往事，控诉父亲对母亲的死负有责任，并且冷酷地抛弃了当年仅有4岁的他。二儿子温柔敏感，但沉浸在身份彷徨的痛苦中，他追问父亲“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我只是一个完美的复制品和创造物，而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吗？”最后一个儿子安之若素地接受自己是几十个克隆体里的一个，只是“一个数字”，荒诞的是，只有彻底“忘我”的他，过上了平静富足、家庭圆满的所谓幸福生活。

三个儿子里的两个是克隆体，但他们仨的明确身份从未被直白地昭示，父亲和每个儿子之间的对话都是意有所指却遮遮掩掩，没有正面出现过的“真相”在他们的交谈中逐渐显出惊悚的轮廓。

《我是哪一个》创作于2002年，在过去的21年里，几度排演，是伦敦舞台上的长红剧目。2002年的首演版，导演是曾执导过《比利·艾略特》《时时刻刻》《朗读者》等电影的斯蒂芬·戴德利，麦克尔·甘本和尚未成为007的丹尼尔·克雷格分别出演了父与子。这部剧作对演员的特殊挑战、也是演出的看点在于，扮演儿子的演员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演出三种差异极大的人格，扮演父亲的演员要在看似一成不变的状态中演出不同假面的虚伪人格。

《我是哪一个》诞生时，正逢多利羊和克隆技术掀起舆论风暴，所以这部作品一度被认为是回应时事、反思科学伦理的软科幻作品。然而随着它的时效性褪去，丘吉尔写作中的超越感和经典性反而更清晰了。《我是哪一个》这部在英语舞台上演出时长仅为50分钟的作品，延续着丘吉尔独特的对白风格，简省，迅捷，没有一个冗余的单词又微言大义，并且，发生在父亲和不同儿子之间的言语交锋，回旋着剧作家从1970年代以来持续关切的议题：这个世界怎样对待孩子和广义的“新生”，以及，“身份”和“人性”这些决定了人之为人的底层逻辑，究竟从何而来，又是怎样失去的？

出生于1938年的丘吉尔在1960年代初开始从事编剧工作，当时英国文学界戏剧界的性别歧视是严重的，同时，因为家务所累，她在入行的前几年主要是给BBC写广播台本。到1979年，她的剧作《九重天》平行呈现维多利亚时代和英国当代的家庭困境，反思社会观念对性别的塑造以及“理想家庭”这种愿景的虚妄本质，这个作品在英语世界获得巨大成功，而那时在欧美戏剧界，女性剧作家是极度稀缺的存在。

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分析过女性书写和话语的困境：对母系的追寻，总是终结于生者的记忆和口头传说，一旦延伸到文字中，只能发现男性祖先的身影。恰恰是这种“在场却缺席”的困境，使得丘吉尔在戏剧写作中爆发出非凡的胆识和原创力。她从一开始就拒绝遵从或参与男性创作者们确立的剧作规则，不在剧本中描写任何“完整的行动”，放弃用精心组织的人物、对白和情境去构建完整的舞台景观。她认清了古典主义的戏剧剧场已不足以应对现代生活，也因此蔑视男性评论家非议她的写作“欠缺专业性”，且从不接受公开的采访为自己申辩。被孤立的她游离在聚光灯外，为当代戏剧创造了新的形式，新的内容，新的美学尺度。

时至今日，英美评论家已无法漠视，丘吉尔在剧场里开创了一种崭新的话语系统。她的剧作从基于性别感受出发，直至凌驾于性别的约束，描写广义的生命与存在的困惑。

在她的早期作品中，“生育”和“养育”是女性本该与生俱来却在历史中不断被掠夺的权利，她写男性主宰的社会怎样制度化地剥削女性本能的渴望。《醋汤姆》未婚生子的爱丽丝被剥夺了做母亲的资格；《顶尖女性》来自不同时代的女子们穿越时空聚集到一场晚宴上，她们哭泣着交流自己失去孩子的经历；《阳光普照白金汉郡》的底层女性在变革失败后，不得不把孩子“上交”给富豪。

到了1994年的《地底精灵》，她对兼具天性和社会职能的母性，以及更广阔视野中的人类文明变迁，产生新的看法。《地底精灵》虚构的近未来是被传说中神魔占领的玄幻人间，女儿生了女儿，女儿的女儿也生了女儿，但人间没有因此变得更好，以折磨人为乐的精灵带着女主角来到百年后满目疮痍的世界，让她看到绝望的曾外孙女，在新生即噩梦的环境里，孕育成为麻木的生理行为，女孩朝着先祖发出愤怒的嚎叫。

进入21世纪，科技发展让中世纪炼金术师的“人造人”传说照进现实，丘吉尔利用时代议题写出更激进的作品。《我是哪一个》使“母亲”成为黑洞般的缺席者，在父亲抛弃儿子、制造儿子、扼杀儿子的循环悲剧里，她表达了对“进步”的失望，从外部世界改造社会的激情已经褪去，而向个体内部探索，触目惊心的是西方文明对“人”之本性的压抑。

在丘吉尔80岁那年，《卫报》的评论主笔迈克尔·比林顿谦卑且深情地写下：英国戏剧界何其有幸能拥有丘吉尔这样的剧作家，她的写作是永不妥协的持续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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