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镜：1909，北京动物园》

赵省伟 孙魏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全书由《京师博览园》相册、《农事试验场全景》相册、附录三部分组成。《京师博览园》相册共收录64张清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北京动物园的前身）的照片，生动呈现了百年前北京动物园的历史风貌。《农事试验场全景》共收录108张农事试验场的照片，全面呈现了农事试验场开放之初的盛况。附录部分包含《京师博览园游记》一文和30余张照片，是一篇详细的游园指南。

>>内文选读：

北京公园的先声——作为游赏场所与文化空间的万牲园（节选）

晚清出访者对动物园的认识，还停留在对异域“珍禽奇兽”的新鲜好奇等最直观的认识阶段。所以早期出访者最感兴趣的，就是认识和记载各式各样的生物。他们不厌其烦地记述在动物园中观察到的动物。其中一些动物后来被引进北京万牲园。通过这些论述可以发现，一方面，他们对长颈鹿、斑马、袋鼠等富于异域风情的动物津津乐道，而另一方面，在观察和认识这些新奇的动物时，他们利用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其对接。

大部分出访者在记述动物时以“虎豹犀象”统之，此语典出《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孟子在这一章讨论了治乱与禽兽的关系，认为禽兽的出现是乱世的表征，暴君当政时，“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 ”；而有道的统治者则驱逐禽兽，使天下太平，“（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孟子对于园囿和禽兽的理解，与西方现代以来的公园（动物园）观念对照，很有意思。

万牲园大门

与之相应，当志刚历数伦敦动物园的收藏之后，笔锋一转道：“虽然，博则博矣。至于四灵中，麟、凤必待圣人而出。世无圣人，虽罗尽世间之鸟兽，而不可得。”感叹即使如伦敦动物园这般旁搜博采，仍然看不到上古传说“四灵”之中的麟、凤、龙，“然则所可得而见者，皆凡物也”。而戴鸿慈谈到“来欧数月，已数见不鲜”的“鹿豹”——长颈鹿时，亦指出：“其状马首、牛尾、鹿身、长颈有角，西人以为中国古所谓麟者即此，此事殊难确证。因思中国古书，称龙、麟、鸾、凤诸瑞物，皆不经见。盖缘此种久已不传，亦与欧洲上古之大鸟、大兽同例（中世以后，所称龙见凤至，皆其赝者耳）。”志刚、戴鸿慈仍然笃信龙、麟、鸾、凤这些中国上古传说中杜撰出来的神圣鸟兽的存在，遗憾在西方现代的动物园中无缘得见，甚至将其归咎为“世无圣人”。这在后世看来虽有些不可思议，却体现了中国士大夫在最初接触西方动物园时产生的思想碰撞。

喷水狮

当然，晚清出访者对于动物园不光是单纯的猎奇心态，对其格局、形制和功用也有了逐步的认识，他们普遍注意到动物园分类豢养的原则。在记载伦敦动物园时：“或局兽于圈，笼鸟于屋，蓄鱼于池。其驯者，或放诸长林丰草间”；“每一巨室，或圈或栏相连，以一园丁司之”。张德彝的记述尤为详尽：外有猛兽，每种各有石屋二间，前有铁栅栏，上悬一牌云：物系何名，产自何处，因何人而携此。有园丁以铁叉插生肉、面包喂之。兽之驯者在木房内。小鸟每种一木房，前有铜网，内有水池、食盆、枯木枝。水鸟与鱼皆有大池。鸟兽有水产、旱产各异者，置于四间木房，内凿石池，外铺干草。畏寒者向阳，畏热者背阴，无不各得其所。

这是19世纪欧洲动物园的典型格局。整座动物园犹如一个布局巧妙、分类准确的博物收藏室，兽笼就像陈列窗，以便游人和研究者近距离地观察动物；兽笼上附有的说明标识，如同百科大全目录般清晰明了；而笼中野兽则如同示范性的模型，具有科普和教育功能。李圭精辟地指出，伦敦动物园的功用在于“专以考究生物之理者”。虽然动物园的这种博物收藏室的风格在20世纪受到质疑与诟病，却深刻影响了北京万牲园的形制布局，甚至可以说奠定了当今中国动物园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