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几年前有《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出版，他“发出疑问、唤起警醒，不是提供标准的哲学答案”的题解就很有冲击力。今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什么是科学》第二版，除了技术上的修订，还增加了两个附录，一个是“对批评的答复”，一个是“地方性知识的哲学和社会学”。本人读后觉得还是有话可说，便借题发挥，谈谈关于什么是科学的看法。

“科学”，一个人言人殊的词汇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五四”，具有强烈的文化符号意义，并与当年新文化运动及其所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百年过后的今天，人们对民主、对科学的理解都今非昔比了。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科学”是一个很崇高的字眼，还混合了先进、实用、正确甚至真理的意思，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鼓吹的效果，也日益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共识。那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外交内政败绩重重，救亡图存的压力很大，一批觉醒的知识人士迫切想找到立竿见影的“猛药”来治治老大帝国的顽症，时至今日我们还能从当年那些字里行间读出时不我待的情绪；但也正因为如此，外来的无论民主还是科学都被当作救国药方来用的，以致国人更喜欢以“科技”概念来谈论科学，而讲“科技”的时候其实更注重的是实用的“技术”了。

尽管“科学”可谓当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恐怕还是人言人殊。“在科学史上，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线从来都是模糊不清的，而且这些模糊不清的界线也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迁。”（前言）伴随着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反思，人们注意到科学在不断刷新认识世界的眼光、增强改变世界的手段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始料未及的效应，科学同样要面对反思和批判。

事实上，无论是英文science还是德文wissenschaft，都是从古希腊文episteme到拉丁文scientia比较系统的、高阶的知识过来的，或者说科学的本义就是知识性的东西。17世纪以后，传授西学的有识之士把science译为“格致”之学，套用了儒家《大学》中“格物致知”的意思，这个译法一直沿续到晚清；后来的“科学”则转译自日本“分科之学”，民国初年，“科学”这个概念已流行开来。

科学的求知追求客观性，不同于信仰、感觉、看法，是“发现”而不是“发明”。关于知识形态的科学，现在有几种用法：一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精神现象的知识体系，这是广义的，包括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二是科学与技术，其对象是自然（界），但不包括社会人文领域，关于科学（其实是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的讨论，就是基于这种理解开展的；三是相对于技术科学、工程学的自然科学，这是比较狭义的。

古时候，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很疏远，它们分别继承了重发现的知识传统和重发明的工艺传统。如果说，古代技术是工匠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技艺或称之为“经验性的技术”，那么现代技术则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或称之为“科学性的技术”，而现代技术又有偏理论的技术科学与偏应用的工程技术之分。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中介就是技术，或体系化的技术。近代以降，注重人的自我实现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实验科学或“求力的科学”使得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也越来越模糊，现在甚至有一体化的趋势：一方面是技术的科学化，技术进步越来越依靠科学上的突破和理论支持；另一方面是科学的技术化，科学也越来越需要通过技术“物化”为生产力，基础性的理论研究更是越来越离不开技术手段，因而出现了“技术取向的科学”和“科学取向的技术”。“科学技术”（简称“科技”）的说法就这样顺理成章了。

基于事实，但非知识拼凑

科学进步的意义在于提供新发现、激励新发明。科学的发展不但有赖于量的积累，更体现为质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往往促进人们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的重大变化。近代以来的科学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认知活动、社会活动，从事科学的人也从个别爱好者的偶然兴趣，发展到职业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创造工作。现代科学通过技术推动生产力，创造出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进而成为衡量综合国力与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速很快，科学技术水平也提高了不少，今天的中国人已意识到仅仅靠掌握知识来理解科学活动还是比较狭隘的。作为知识体系，科学使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图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外部世界（广义地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活动），是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的知识体系。科学的知识不是好高骛远的思辩，也不是偶有心得的感知；并非所有的知识都是科学，而是通过人的智力论证，诉诸经验证明的理论化系统化知识。科学基于事实，发现新事实并从中获得有关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但科学又不是对这些事实的知识拼凑，而是经过严格逻辑证明和实验证明的理论。

作为认识方法，科学使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找到了比较可靠的途径。默顿指出，科学通常是指一组特定的方法，知识就是用这组方法证实的；并通过应用这组方法获得积累性的知识……任鸿隽则把科学方法概括为“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必须借助一套方法“构建”起来，其中既有观测、实验等经验性方法，也有分析、演绎和运算等理论性方法，甚至还包括想象、直觉等非常规方法，而科学的突破往往就伴随着新科学方法的有效利用。

作为社会活动，科学使我们对世界的把握拥有了比较可靠的建制。科学不但是形成体系的知识、探索未知的方法，还是“生产”这种知识和方法的社会化活动，科学应用于社会，同时也是生产知识的社会活动。有规模的研究、分工与管理，科学、技术及其运用构成一个有建制的共同体，使科学源源不断地产生经济社会效益。科学活动既要有物质条件，也要有制度环境、信息渠道与文化支持。社会化的科学建制，既可以了解社会的需求，又创造性地满足这些需求。

作为时代精神，科学要求我们对这个世界保持求真务实的姿态。科学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事业，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是因为它为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注入了创新的精神动力。科学精神就是使科学成其为科学的东西，是科学知识的精髓、科学方法的核心、科学活动的灵魂，其中最重要的，一是求真，科学要经得起推敲和质疑，而不是靠本本、靠权威吃饭，求真是科学的可靠性证明；二是务实，科学必须经过认真的实证考验，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务实是科学的有效性证明，这两方面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

（图源：视觉中国）

今天“正确”的东西，明天未必正确

当下的中国，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科学技术较量，基础科学薄弱、原始创新不足仍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仅仅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科学，“我们中国的科学事业就原创乏力，行之不远。”（第274-275页）更有甚者，如果拔苗助长，就很难避免各种各样的沽名钓誉、浮躁浮夸、移花接木、弄虚作假……那就距离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十万八千里了。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又是人的精神世界不断科学化的“开发”过程，特别是在推崇“物”的发展的工业社会中，“科学主义”、技术崇拜还是有很大的市场。伴随着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反思，人们发现科学在不断刷新认识世界的眼光、增强改变世界的能力同时，也带来了某些始料未及的东西，进而对科学过分理性化、工具化的趋势开始保持警惕，防止它对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产生另一种“遮蔽”，这就出现了对以科学为代表的工具理性或科学主义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只有在科学开发过度之时才有针对性，也才能被接受，即便是未雨绸缪的批判也不宜偏激过头。

“五四”到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赛先生”名义上众所周知，但实际上理解殊异，中国人接受的“科学”其实是“现代科学”。科学是人类最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它既需要外部的社会条件，也需要内部的探索动机，更需要个人的心灵追求。科学探索真理，但不能等同于真理，也不能与正确相提并论。因为今天“正确的”东西，明天未必正确，科学恰恰是在质疑和批判中不断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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