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于一般传记的平铺直叙或是理性克制，《我是炸药！——尼采的一生》对尼采叛逆而充满争议的一生的描述饱含着作者对这位伟大哲人的深切同情，在她优美而动人的文字中，我们不仅仅对尼采从童年、青少年直至生命最后时光的矛盾而苦难的一生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他格言体写作和他思想的发展脉络有了完整的把握，更是为他与瓦格纳亦父亦子关系从热情到背叛的转折，与彼得·加斯特、奥弗贝克等人友谊的忠贞，与母亲弗兰奇斯卡尤其是与妹妹伊丽莎白之间的亲情羁绊与思想割裂而感愤不已。

《我是炸药！——尼采的一生》

[英]苏·普里多 著

刘 翔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内文选读：

尼采之死

1898年夏天，尼采第一次中风。第二年又发生了一次。1900年8月，他患上感冒，并出现呼吸困难。一个也许是担心遭到伊丽莎白长期报复而不愿透露姓名的证人，报告了尼采的死亡。其描述听起来像是一位照顾该病人多年的护士所做。

他，也许是她，注意到，在被转移至魏玛后，尼采丧失了阅读、理解乃至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尽管这位不幸的患者从来不乏访谈。但这些访谈极少当面进行。所有接触都通过伊丽莎白来推动，所有报告都得经她的手，而尼采则瘫在一旁，无助地躺在那位证人所说的“床垫墓穴”里，被推起的家具包围着，以防止他逃跑。他无法自如行动，尤其是因为，他一看到闪亮的物件就会试图把它塞进嘴里。除此之外，他总体上是一个听话的好病人。他境况凄凉，毫无希望，但他很少有身体上的痛苦。

哈里·凯斯勒证实了以上描述，不过伊丽莎白的新闻简报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尼采从他最喜爱的作家——显然是莫泊桑——那里，得到了极大的乐趣。据她说，尼采“直到最后一刻都还保留着他的语言能力。他是多么经常地赞美着我所做的一切。当我看起来悲伤的时候，他又是如何安慰着我。他的感激之情令人动容。‘你为什么哭呢，莉丝贝？’他会说，‘我们多幸福啊。’”

关于他的死亡，也有两种不尽相同的说法。他的濒死状态是痛苦的，但持续得并不长，匿名证人写道，此人显然有临终观察的经验，他（她）接着评价说，鉴于尼采予人深刻印象的体格——“即使在棺材里也威风凛凛”，如果他有足够的求生意志，也许会挣扎得更久。

伊丽莎白对这次死亡的叙述有所不同。将近午夜，她坐在他的对面，一场可怕的风暴正在酝酿。中风令他神色大变，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伊丽莎白喜欢中风这种事。）“看来，这个伟大的心灵就要在电闪雷鸣中毁灭了，然而，他又醒了过来，并试图说话……即将凌晨两点，我给了他一杯提神的饮料，他推开灯罩，以便能看到我……睁开他那双非凡的眼睛，他最后一次凝视着（我的）双眼，高兴地喊道：‘伊丽莎白！’然后，他猛地摇了摇头，心甘情愿地闭上眼睛，死了……查拉图斯特拉就这样死了。

他逝世于1900年8月25日。

伊丽莎白召唤来哈里·凯斯勒。他中断了对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观览，在那里，人们点亮埃菲尔铁塔以庆祝电力的奇迹，世界正在迎接新世纪的降临。凯斯勒抵达魏玛，看到尼采躺在档案室的棺材里，被盆栽棕榈和鲜花紧紧簇拥着。

遗容面具的制作通常由雕刻家来完成。伊丽莎白曾请马克斯·克林格和恩斯特·盖格尔来做，但他俩都太忙了，所以这项任务就落在了哈里·凯斯勒身上。凯斯勒拉来一位年轻的学徒，着手干起来，那位学徒原是来帮忙布置葬礼装饰的。头颅已歪向一边，他们不得不把它抬高一些，以便扶正。任务完成后，他们都松了一口气。伊丽莎白制作了遗容面具的副本，并把它们作为“铭记汝之将亡”的纪念送人。但没过多久，她就觉得这个遗容面具不够出色。于是又做了第二批改良版，并赠给那些她特别中意的人。额头被加高，堪与苏格拉底相媲美，而55岁的尼采的发量也增加了，简直像是一位头发浓密的青年阿波罗。

尼采早已告诉人们，他希望像一位诚实的异教徒那样入土为安。至于音乐，只需要他为露谱曲的那首《生命赞歌》。不要基督教仪式。最重要的是，不要牧师。

档案室里，在棺材边举行了长时间的基督教仪式。音乐来自勃拉姆斯和帕莱斯特里纳。一位名叫库尔特·布雷西希的艺术史学家发表了一篇冗长又迂腐的悼词。有人说，如果尼采听到这悼词，一定会把布雷西希从窗口扔出去，而众人也会跟着他这么干。

次日，所有东西都搬到了勒肯，在那里，装饰着银色十字架的灵柩被安葬在一排家族墓地的中央，那里埋葬着他的父亲、母亲和他年幼的弟弟约瑟夫。伊丽莎白后来对这一安排又有了新的考虑，就像她对遗容面具那样。她让人把尼采的棺木从中间挪到尽头。当她的时间到了，她希望在中央度过永生永世。

伊丽莎白在尼采去世后继承了三万六千马克。尼采档案馆正式成立，哈里·凯斯勒被任命为其理事之一。他担任魏玛大公国工艺美术博物馆的馆长，并着手组织魏玛的下一个文化时代，使之成为以尼采为中心的整体艺术，正如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以歌德为中心一样。这是为实现尼采与瓦格纳曾经共同的梦想而做出的又一次尝试：创造某种一致的新日耳曼文化认同，将所有艺术兼容并蓄于统一的愿景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