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探究存在之意义，而存在意义之发生与演进的历史，就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之实现的道义行动的历史。伦理学是存在最本原的冲动，有其自身的第一哲学依据，即存在之为存在的实存机制。正是依据这种内在机制，存在之可能性、应然性和必然性处在融洽正当的关系中，存在才能真正实存起来，因而存在机制也就是伦理机制。从存在本身的实存机制中阐明存在之道向伦理之义的转化，因而伦理存在就是道与义的契合。伦理学就是通过阐明存在机制的伦理性来回答哲学的存在意义之追问，通过实存中的伦理之家的安居阐明人类道义实存的历史。

本书为邓安庆教授主编的十卷本《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的“导论卷”，以“道义实存论”打通第一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以正义、爱和自由的关系阐明西方道德哲学一以贯之的历史相通性原则，并因此对西方伦理学的类型关系做出了出自第一哲学之根据的最全面的解释。本书不仅为西方道德哲学通史提供一个系统的解释框架，而且为深处伦理危机中的人类如何走出不确定性的未来，在彷徨失措的世界上如何重建伦理的规范秩序，提供前沿性的思考。

《西方道德哲学通史（导论卷）：道义实存论伦理学》

邓安庆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文选读：

治伦理学一般被认为门槛较低，但这是一种误解，虽然是普遍的误解。误解的原因似乎还有“眼见为实”的依据：似乎无须专业知识，无须哲学思想，谁都能来从事“道德教育”或“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似乎也顺应哲学史的定位：“伦理学”从其作为哲学诞生的最初时刻，亚里士多德就把它划归为“实践哲学”，而把最具思辨特征的哲学称之为“第一哲学”，也即他所说的“神学”，但“伦理学”是“人学”，它活在世界中，从属于人生的“时间”与历史，更需要依赖于人性的经验而取得实践智慧，而一旦落入到“实践智慧”即“明智”之中，人们也就以为可以把伦理学当作一门为人处事的聪明之学，那还需要什么哲学思想和专业训练呢？只有蠢得像“书呆子”那样，才需要那些无用的、空洞的、虚玄的学问吧？这种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误解一直延续到现代，所以那些立志于哲学思辨的爱智者，或者沉浸于高度思辨的形而上学中，或者殚思竭虑于分析哲学的语言演戏之中，而不屑于“堕落”在伦理学的这些“应用哲学”中。

而只有到了“现代”，具有了历史反思意识后，以“我为什么如此聪明”为题写“自传”的尼采才老实地承认，聪明的人类迄今为止还根本不懂究竟什么是善恶！为此，他发现，追溯“道德的谱系”这种历史意识，才能让“聪明人”看清道德的真相，虽然道德的真相也还不是伦理善恶的真相，尼采的发现以其主观的“道德偏见”反对固有的“伦理的偏见”，但着实让才人看清了“伦理觉悟”的艰难……

凡人认为最容易的地方，往往总是最难的。我们的研究要从反思为什么“伦理的觉悟”为何最难开始，进入到伦理问题才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从而探明伦理之真相，洞悉伦理善恶之发生，考察人类寻求安身立命之所的艰难思想之途。这种艰难性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无须哲学的思辨就可感悟，就像人人渴望有个“家”，而“家”却又最难“拥有”一样，但要说清楚为何最难“拥有”，纵使有了一个“家”，也常感受到“有家难回”的真正“道理”，却必须要有从“高处”而来的哲学思想。因此，伦理学的全部迷惑与问题，实际上可以从陈家琪教授的发问：“敢问家在何方？”表达出来。然而如果我们没有从高处而来的哲学思考，仅仅只有从低处，从生存拼搏的泥潭里而来的“家”的记忆，那么“家”就可能被误解，被低处的生存压力和低微的理想限制了它本有的高贵的可能性；被低处生存的欲望，物化了其功能和意义。许多人可能“接地气”地认为，“家”无非就是“困觉”的地方，“吃饭”的地方，最多是生儿育女的地方，因而其最高的“理想”无非也就是地段好、装修豪华的“房子”。显然，这样的眼光无法发现“家”的伦理意义和精神空间。只有从高处而来的哲学，才不会贬低和误解事物处在低层或底层的状态，因为它不是“势利眼”从一时一势来看事物，而是从事物之本性，从事物的“存在原则”来看待事物，因而会从事物充分展开其自身“是其所是”的自由能力来看待事物，这种视野才能看出事物之卓越，人的德性之尊严，从而是一种伦理觉悟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