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25岁的幼儿园老师玛格达和将近1000位年轻女性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集中营里，纳粹很快发现，透过让囚犯每天自主管理住宿区甚至营地，就可以减少所需的守卫人数，同时，纳粹还可利用这些“看守长”来转移外界对他们的注意力。

玛格达就是一个被推选为“看守长”的犹太囚犯。

为了尽可能地挽救生命，同时避免过于“软弱可欺”，她游走在刀刃边缘般的危险界线，一边竭尽全力帮集中营的女性们度过难关，一边又与奥斯维辛最恶名昭彰的纳粹们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她的故事，为我们揭开了纳粹最鲜活的面目和集中营女性最真实的处境。

她的故事，是在最残酷的生存条件下，对人性的脆弱、韧性和善良的深度探索。从集中营生还后，多年来玛格达一直保持沉默，直到临终前，她为这段不可思议的人生经历做了简短的纪录。2006年，她安详地辞世。

她的女儿玛雅·李耗费五年时间，经整理、调查，还收集了其他幸存者的口述故事，这本令人震撼的传记得以问世。

本书的主人公身份较为特殊，为大屠杀题材提供了非常不同的视角。

首先，身为犹太囚犯，却被选为管理者，并且取得了很多纳粹军官的信任。想尽各种办法拯救囚犯的生命，同时也以辩证的方法看待纳粹军官，纳粹军官也不再是脸谱化的恶，更具真实感。

其次，由于是女性囚犯管理者，故事多围绕女性集中营的故事展开。

凶恶的女纳粹、被凌辱的身体、残酷的绝育实验、难以割舍的亲情、互帮互助的囚友……本书揭秘奥斯维辛集中营最真实的女性生存状况，女性是脆弱的，但也可以很坚强。

▲《纳粹知道我的名字——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勇气与生存》，[澳]玛格达·黑林格、玛雅·李、大卫·布鲁斯特著；阿番译；东方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书   摘

我坐在一辆巨大的、镜黑色的豪华轿车里。站在我旁边的，是纳粹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党卫军司令约瑟夫·克莱默。他穿着党卫军威风凛凛的灰绿色制服，戴着一顶有骷髅标志的颇具威胁性的帽子。

那是1944年5月。

克莱默最近才抵达比克瑙，但他的名声却早已先他而到——他是党卫军中最著名的司令官之一。克莱默身材魁梧，身高超过一米八，双手大得出奇。传言声称，他用那双手扼死了不止一名囚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43万名匈牙利犹太人将会乘坐拥挤的火车抵达这里，而他将监督他们的入营工作。四分之三的犹太人会在刚到达集中营时就被送进毒气室。在此期间，奥斯维辛的人口将急剧膨胀，其灭绝率也将达到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近100万受害者中，有一半的人就是在克莱默的任期内死去的。

我是一名囚犯。不知怎么地，作为一名奥斯维辛-比克瑙死亡集中营中的囚犯，我已经活了两年多了。我忍受了疾病和饥饿、残酷的惩罚和虐待。我至少有三次差点儿被送进毒气室，但都侥幸逃脱了。在我的左前臂上，我被纹上了编号“2318”，这成了大多数党卫军对我的称呼。然而，对于克莱默和其他一些高级党卫军官员来说，我是他们知道名字的极少数囚犯之一。

克莱默的车行驶了一小段距离，来到属于编号为B-IIc的辖区下的“C营”。这是比克瑙集中营中一个新建成的监狱。轿车在营地的正门处停下，我们下了车。营地的景象在我眼前展开：它的周围环绕着高高的通电铁网，主体是两排平行的军营状木结构建筑。另外两个“营地”在它的两侧。这些监牢的重复似乎永无止境，让人不寒而栗。

克莱默低头看着我，说：“你将成为这里的营囚犯长。”

营囚犯长，一营之长，营地“主管”。这是所谓的“囚犯看守”制度中的最高职位。

我被选中了，没有任何抗辩的权利，要肩负起管理3万名新来的女囚犯的责任。

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协调这30个营房的食物并管理卫生。本来，每个营房可以供40匹马舒适地居住，但现在被塞进1000名妇女。在每天的黎明和傍晚，我都要以点名的方式确认这些女性在场。她们会整齐地排成五排，有时一次会站几个小时。出现任何事故或不当行为，任何囚犯在点名时没有现身，营指挥官厄玛·格雷斯或她的守卫都会责骂我。仅仅由于心情不好或者喝醉了酒，一个党卫军军官就可以把我送进毒气室。出现任何卫生问题，在我的监督下暴发任何疾病，我和C营的3万名囚犯都有可能成为毒气的牺牲品。

我冷静地看着前方不断冒出的酸性浓烟。它们从高高的砖制烟囱中冒出，稍远的距离让它们几乎无法辨别，我不得不眯起眼睛。

冷血？这是我允许自己向克莱默展示的情绪。在内心深处，我按捺下汹涌的情绪，这不过是我过去两年每一天情绪的放大。害怕，每名囚犯必须每天24小时和它共存；恐惧，对于无论我做什么，成千上万的生命都会离去的恐惧；还有决心，继续我怀抱希望的使命，无论如何，我必须尽可能地多救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