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

张 泉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四座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本书发掘、重温以丁文江、翁文灏、袁复礼、杨钟健、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夏鼐、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为代表的一代大师的精神、思想与人生，他们以科学方法探索重建中国古史，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一个大发现的时代就此显露峥嵘。

>>内文选读：

河北：万里之行的序章

第一次漫游

车厢里人头攒动，遇到干涸的河流，就得下车，在鹅卵石和细沙上步行一阵；倘若开上泥泞的路，更要下来帮忙推车。这样走走停停，直到黄昏，梁思成一行才终于抵达目的地河北蓟县。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长时间在中国的农村漫游。

▲观音阁瓦饰

此前的一年间，他一直沉溺于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清工部颁布的《工程作法则例》。这部则例问世只有两个世纪，读来也如同“天书”一般。梁思成打算先破解清朝营造的规则，再尝试着去揣摩宋代的风貌。他把《工程作法则例》当成“课本”，将故宫的建筑作为“标本”，拜老工匠们为“老师”。跟随匠师杨文起，他学习了大木作内拱头昂嘴的做法；跟随祖鹤洲，他理解了彩画作的规矩。他的效率高得惊人，一边向老工匠们请教，一边勤奋地画图， 20多天就累积了一大摞。根据这些寻访与研究，他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总结古代营造，这部专著开创了先河。

他也开始勘察北平的一些隐秘角落。他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并不了解这座古都。每一条胡同、每一个院落甚至每块城墙砖，其实都暗藏玄机，并与他血脉相连。许多年后，他大声疾呼，试图保卫这座古城，正是因为这里埋葬着他一步一步丈量出的旧日时光。

前往河北，则是一次偶尔而又必然的旅程。日本学者关野贞带着蓟县独乐寺的照片拜访朱启钤，提出中日双方合作考察，由日本团队负责测绘，中方研究文献，加以考证。关野贞相信，独乐寺或许是中国存世最古老的建筑。朱启钤没有正面回复，而是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梁思成。勘探过北平的明清建筑之后，梁思成自然不愿放过任何机会去寻找更古老的木构。

1932年春天，梁思成带着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弟弟梁思达，一起前往蓟县。独乐寺没有让他们失望。这座寺庙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公元984年），比唐朝灭亡晚了77年，但比《营造法式》刊行早116年。对观音阁和山门进行测绘时，梁思成发现，辽代的寺庙果然与他熟悉的明清建筑全然不同。他兴奋地写道，它“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

尽管观音阁是辽代遗构，但其形制更像敦煌壁画中描绘的唐代建筑。它的斗拱和柱式都与寻常所见的明清建筑不同，尤其是斗拱，大而结实，而各种斗拱还承担着不同的作用；相形之下，清代的斗拱越变越小，失去了原本的功能，彻底沦为装饰物。梁思成早年骑摩托车时曾遭遇车祸，右腿和脊椎的伤困扰了他一生，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爬上山门，兴奋地测量每一个斗拱的尺寸，逐一记录。他还发现，山门脊饰的变化，特别是上段的鳍尾和下段的吻，都清晰地展示出从唐到宋建筑风尚的演变。

不久，他完成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起笔即开宗明义：“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 因此，他断言，“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

▲梁思成绘制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南立面水彩渲染图》

独乐寺可以帮助他解开《营造法式》的一部分奥秘，而他希望通过更多的实地寻访，对照辽金遗构，与《营造法式》进行比较研究。他更想打破古籍记载中所谓“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辞藻，调谐之音节”，而要寻找更精确的“于建筑之真正印象”。他深信，那些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建筑遗构，能够帮助他洞悉失传千年的隐秘，让他曲折地抵达消逝的年代。

独乐寺之行以后，梁思成等人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实地考察、测绘和研究，这实际上也促使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真正的蜕变。

他们相信，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辽代的一块木头

独乐寺的考察，还带来意外之喜。与蓟县乡村师范学校教员王慕如闲谈时，梁思成得知，王慕如的家乡宝坻县有座西大寺，其结构和独乐寺有些相似，或许也是辽金时代的遗构。

回到北平，梁思成找到了西大寺的照片，他断定，它应该也建于辽代。他迫不及待地准备出发，然而，六月已是雨季，前往宝坻县的长途汽车突然停运，考察计划被迫延宕了一个多星期。

终于盼到雨停，长途车重新开通。出发那一天，清晨五点不到，朝阳尚未升起，一行人就抵达了东四牌楼长途汽车站。车站在猪市里，两千头猪的哀号声此起彼伏，陪着他们等候晚点长达两小时的长途车。沿路遇到桥梁或者沙滩，依然要不断地下车步行。8个小时后，笼罩着宝坻县南大街的咸鱼臭味和滚滚飞扬的尘土，裹住了这群满怀憧憬的客人。

西大寺却让他无比失望。天王门变成了“民众阅报处”，完全是一座现代建筑。配殿、钟楼、鼓楼也明显是明清以后修建的。三大士殿倒确实是辽代遗构，可是殿前堆满稻草，工人们在给城里的骑兵团轧马草，45尊神像都被尘土笼罩。摆在供桌前的一口棺材，冷冷地等候着这几个不速之客。

梁思成无比失望，然而，抬头仰望的瞬间，头顶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后来写《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时，他依然难以掩饰狂喜的心情，“抬头一看，殿上部并没有天花板，《营造法式》里所称‘彻上露明造’的。梁枋结构的精巧，在后世建筑物里还没有看见过，当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这先抑后扬的高兴，趣味尤富。在发现蓟县独乐寺几个月后，又得见一个辽构，实是一个奢侈的幸福”。

他们急忙开始测量，在堆积如山的稻草间爬上爬下。三大士殿的内部梁枋结构精妙绝伦，“似繁实简，极用木之能事，为后世所罕见”。瓦饰，尤其是正吻和四角的“走兽”，也让他印象深刻，它们都和他所熟悉的清代风格完全不同。

根据殿内的碑文，他尝试着还原出这座寺庙的历史演变。它建于辽太平五年（1025年），虽然比独乐寺晚41年，但仍比《营造法式》刊行早了78年，无疑是又一处难得的实物证据。

参考《营造法式》和《工部工程做法》，他尝试着分析三大士殿的建筑结构和特点，从平面到立面，从柱、梁枋到斗拱，从外檐到内檐，及至墙壁、装修、塑像、匾、碑碣、佛具等细节，都详细地测量、拍摄、描述、解析；对于一些难以解释的特征，则做了假设与推论。他试图通过比较辽代、宋代和清代建筑的异同之处，寻找“其间蜕变的线索”。考察得越细致，他越发惊叹古人的智慧，“没有一块木头不含有结构的机能和意义的”。

辽金遗构从此令他魂牵梦萦。

▲三大士殿纵断面

他们满怀欣喜地工作了4天，才告别宝坻县。而他并不知道，有生之年他再也无法重见这处古迹。十几年后，这座辽代遗构将被拆毁，一千年前的木头被用来造了桥。那时，他无能为力，只有哀叹：“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他对古代匠人与遗构所有的敬意和歉疚，都藏在字里行间，无法化解。

先抑后扬的幸福

经过在河北的几次漫游，梁思成一行不仅亲眼目睹了一些辽金时期古建筑的风貌，更坚定了田野考察的决心。

尽管梁启超曾鼓励梁思成关注中国建筑，但他在世时并不认为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是明智之举。梁启超觉得，百分之九十的古代建筑已经被毁，何况中国正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很难外出进行田野考察。大概只有北京周边可以做一些调研。不过，梁思成像父亲一样执拗而天真，终究要把脚步迈向更远方；何况，其实他也别无选择。

梁思成怀着更大的野心。

破解《营造法式》的最终目标，是要书写一部中国建筑史。但他深知，“由于在文献中极少或者缺乏材料，我们不得不寻找实例”。他不可能坐在书斋里考证出《营造法式》中每个术语的来历与意味，更不可能生造出一部中国建筑史。而那些散落在大地上的古建筑遗存，却能为他理解《营造法式》和书写中国建筑史提供大量直观的证据。

通过河北之行，他逐渐摸索出一套调查、研究古建筑的方法：首先在图书馆里研读史书、地方志和佛教典籍，筛选一些可能存世的古建筑，整理出名录作为参照，以便拟定行程。有时，民间俗语也能带来不少线索，比如，正是因为民间流传的“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他们才踏上了寻访之路。为了节省成本，他们会先设法找到建筑的照片，初步预估其建造或重修的年代，再判断是否值得实地考察。

每次外出都会背一个电工式的背包，方便攀爬，包里放着绳子、伸缩杆，以及测绘和摄影器材。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高级的仪器，胶卷也不多，需要省着用。一些辅助性的工具，则大多是根据经验自己设计的。

正式出发前，他们往往会和省政府联络，以获得必要的支持。不过，有时当地的向导过于热情，也会带来麻烦。比如，当他们听说梁思成一行对文物感兴趣，就会自作主张，带他们去看碑刻，而不是建筑。当地人觉得，碑刻才有文物价值，而建筑不过是木匠的手艺活。中国社会对手艺的偏见，以及传统金石学的影响之大，根深蒂固，难以撼动。

在后人想象中，梁思成等人的旅程仿佛诗意盎然。比如，史景迁在为《梁思成与林徽因》写的前言中，就这样写道：“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车、坐卡车、甚至驾骡车跋涉于人迹罕至的泥泞之中，直至最终我们一同攀缘在中国历史大厦的梁架之间，感受着我们手指间那精巧的木工和触手既得的奇迹，以及一种可能已经永远不可复得的艺术的精微。”

▲梁思成与林徽因

事实上，诗意只是苦尽以后的回甘，考察之路其实无比艰辛。

长途汽车总是不准时，暴雨又时常不期而至。天灾或者人祸，都可能影响考察行旅。因为战乱，他们耽搁了半年才得以前往蓟县。在宝坻县结束工作后，回北平的长途车却因大雨停运了。他们乘着一辆骡车，从凌晨三点一直奔波到下午四点，冒雨辗转了几个地方，才终于赶上一班开往北平的车。

他们逐渐习惯了在寺庙中投宿，连续多日吃素，梁思成还为此大发感慨：“我们竟然为研究古建筑而茹素。”有时连喝水都是奢望，干渴难耐时突然发现一口井，可是，看到水面上漂浮着的微生物，他们只好忍一忍，宁愿冒着高温继续奔波。

在河北遭遇的这一切，只是漫长旅途的开端。未来的路上，能找到食物都是幸运的事。等到去云冈石窟考察时，他们用了半打大头钉，才终于从一个驻军排长那里换得几盎司芝麻油和两颗卷心菜。他们将不得不忍受突如其来的变故，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不懈奔走，只为了他们所期望的“先抑后扬的幸福”。

基于这些考察，他们也逐渐摸索出撰写调查报告的形式与结构：首先描述行旅的遭遇，因为他们深信，“旅行的详记因时代情况之变迁，在现代科学性的实地调查报告中，是个必要部分”；随后进入正式的调查报告，先介绍建筑兴建与修葺的历史，以及建筑与城市的关系，诸如其在城市中的位置、地位和影响，然后对建筑结构进行细节呈现与分析，最后再对未来的保护提出建议。作为接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建筑学家，他也会在调查报告中列举数据、图表和公式，计算梁的承重量等细节。

不同时代修葺古建筑时，可能会改变建筑的风貌和细部。在考察现场，他们很关注这些“篡改”的痕迹。为了弄清建筑的历史渊源，他们会参考古籍、地方志和碑碣，也会询问乡绅与当地的老人。但梁思成并不深信二手资料，即便是古籍中的记载，他往往也会考证一番再做判断。《日下旧闻考》在描述独乐寺的历史时，号称引用了《盘山志》中的记载，梁思成为此特地查阅了同治十一年李氏刻本的《盘山志》，结果发现并没有这段记录。

不过，梁思成并不排斥民间传闻，甚至会把它们写进考察报告。清末曾有盗贼潜藏在独乐寺观音阁，历时多年才被发现。据说，盗贼是沿着东梢的柱子爬上阁顶的，于是，梁思成特地观察了一下盗贼攀爬的地方，确实“摩擦油腻、尚有黑光”。不过，对于那些与营造有关的传闻，他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各地长年流传着一些所谓的“口头神话”，譬如，只要年代久远的建筑，人们就相信是尉迟敬德在唐朝贞观年间兴建的；又或者，尽管大量典籍和碑刻都证明赵州桥是隋代工匠李春修建的，当地人却宁愿相信，修建赵州桥的是鲁班。对此，梁思成从不惮于澄清事实。

北平、河北一带的考察，是万里之行的起点，更像是预演与序章。中国营造学社逐渐找到进行田野调查、测绘和研究的方法与节奏，直到能自如地运用它们，去开启更多震撼人心的旅程。

（本文摘选自书中《中国营造学社：被遗忘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