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

张 泉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

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四座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本书发掘、重温以丁文江、翁文灏、袁复礼、杨钟健、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夏鼐、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为代表的一代大师的精神、思想与人生，他们以科学方法探索重建中国古史，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一个大发现的时代就此显露峥嵘。

>>内文选读：

李希霍芬的“偏见”

红皮肤的人

咳嗽声此起彼伏，海浪一般，从深夜直到清晨从未止歇。

丁文江和几十名矿工躺在一间用土墙围起来的草蓬里，整夜都没合眼。清晨起来，他发现，满地都是浓痰。

1914年，他用了大半个春天，深入云南，探访中国的锡都——个旧。白天待在矿洞里，几十步开外都能听见矿工们沉重的喘息声。他们早被生活的重负压弯了脊梁，矿石把皮肤染成红色，短暂的人生看不到丝毫希望。

但这还并非彻底的绝望。几个月后，丁文江从他们眼中读出了更加迷惘无助的神情。红皮肤的人衣衫褴褛，成群结队在山路上踟蹰而行，不知该何以为生。他们失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陷入战火，云南的锡矿顿时没了销路，许多矿场随之倒闭。20世纪初的世界，诸多隐秘的角落，就这样相隔万里却彼此关联。

丁文江

对于山外世界的变化，丁文江几乎一无所知。他辗转于云南、四川和贵州，这场孤独的旅途长达十个月，如同渔翁误入桃花源，早不知今夕何夕。

他随身带着帐篷、罗盘、经纬仪、空气高度计和照相机，沿着蜿蜒的金沙江，在荒山中穿行，踏勘地貌，考察矿藏。一路上要忍受酷暑、严寒与饥饿，昼夜温差动辄高达三十摄氏度，有时雨太大，帐篷都被淋透，能在乡间找块草垛睡一觉都值得庆幸。但他极为兴奋，不知疲倦地奔走。在个旧，他着迷于当地人摸索出来的采矿方法，开凿水渠，用流水冲出矿砂，这让在英国接受过现代地质学教育的丁文江大开眼界；然而，站在厂房里，他发现好几台从欧洲进口的采矿设备落满灰尘，竟然没有人会操作，又令他惋惜不已。

民间智慧与现代技术，就这样在深山中无声对峙，而中学与西潮的悄然角力，正是此刻中国社会的缩影。

轿子与帐篷

一路风尘仆仆，除了鼻梁上的眼镜，已经很难从丁文江身上发现读书人的影子。当地人尤其难以置信，一个从京城来的官员居然不坐轿子，却背着帐篷四处奔波。

轿子，却是丁文江最痛恨的东西。

“丝绸之路”的命名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把中国学者称为“斯文秀才”——他们留着长指甲，出门离不开轿子，还一定要带着书童随时伺候。他认为，中国很难开展地质调查，因为“中国的文人性情懒惰，历来不愿意很快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既为自己的贪心而烦恼，又不能把自己从关于礼节和体面的固有成见中解脱出来。按照他的观点，步行就是降低身份，从事地质行当在人们心中就是“斯文扫地”。他的评价或许存在偏见，却无疑又揭示出某些真相：千年以降，中国的读书人始终对体力劳动心存芥蒂，他们寒窗苦读，就是为了逃离田野，登上庙堂。于是，像徐霞客那样不辞辛劳地探勘山水、孜孜记录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只是凤毛麟角，并且从未被主流接纳。即便进入民国以后，“赛先生”的名字即将在年轻人中间风靡，依然很少有人愿意学习地质学这样的专业。毕竟，地质考察需要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看起来不像个体面的职业；何况，那些冗长的术语、近乎离奇的发现与解释，听起来都匪夷所思，与人们熟知的“四书五经”格格不入。

李希霍芬

不过，李希霍芬的刻板印象并不适用于丁文江。

丁文江似乎是个天生的探险家。16岁时，这个极少出远门的泰州少年不顾家族反对，举债到日本留学。两年后，尽管他几乎不通英语，旅费也捉襟见肘，却还是说服了两个朋友，结伴前往欧洲。途经槟榔屿，他们礼节性地拜访了康有为，依靠康有为赠送的十个金镑，才终于完成了这场横跨半个地球的航程。到英国后，依然走投无路，丁文江险些去船坞打工，所幸，一位好心的医生帮助他留了下来，他才得以在剑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获得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经过专业的科学训练，冒险精神终于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回国后，他满怀憧憬准备探索崇山与疾流。他戴着眼镜，捏着雪茄，却以徐霞客自期。

1913年，在加入矿政司地质科第一天，他就问了一个古怪的问题——北京西郊的斋堂在哪里？听说那里出产煤矿。

没有人知道，更无人关心。地质科只是庞大的官僚机构下的一个小小科室，几个同僚对地质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所想的，不过是按部就班地处理公文，上班下班，每月按时领取薪水。

踌躇满志的年轻人瞬间被抛进现实的旋涡，但他并没有被官僚系统吞噬，天真地试图依托地质科做些非比寻常的事。他深知，如果中国不进行地质勘探和科学研究，就只能依赖国外的学者和技术，无从发展，更无力自主；而想要改变现状，扭转李希霍芬式的“偏见”，必须从教育入手。

学不孤而闻不寡

丁文江的目标，是用三年造就一批地质人才，他们不仅要“学业优异”，更要“体力强健”。

推进地质教育，其实并非丁文江首创。地质科第一任科长章鸿钊也曾做过详细的规划。章鸿钊比丁文江大十岁，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学系，他之所以选择地质学专业，是因为中国地质人才匮乏，而矿业、工业、农业乃至商业，都与地质学息息相关，因此，他希望通过地质调查与研究，改变国家贫弱的状况。进入地质科之后，章鸿钊就草拟了《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希望设立地质讲习所，培养专门人才，推进地质调查，但他未能如愿，随即转投了农林部。

所幸，继任者丁文江行动力出众，迅速与矿政司司长张轶欧达成一致。张轶欧同样从海外留学归来，先入读日本早稻田大学，后前往比利时，在海南工科大学获得路矿业硕士学位。他一直珍藏着章鸿钊留下的《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希望能付诸实践。张轶欧和丁文江一拍即合，商定创办地质研究所，由26岁的丁文江担任所长。

1915年地质研究所教室

地质科资金有限，丁文江决定另辟蹊径。当时国立北京大学设有地质学门，但已经濒临终结，学生稀少，而且体格很弱，根本不适合田野工作；但是，北大地质学门拥有专业书籍、仪器和宿舍，这些宝贵的闲置资源正可以帮助地质研究所解燃眉之急。于是，丁文江与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理科学长夏元瑮商定，各取所长，合作培养学生。1913年夏，他主持了地质研究所的入学考试，选拔了30名学生。9月4日，工商部成立地质调查所和地质研究所，丁文江兼任两所所长。

“出走”的章鸿钊很钦佩年轻的丁文江，在丁文江的劝说下，欣然应允来到地质研究所，与丁文江一起指点这些年轻人。科学专业进入中国之初，面临重重阻力，前瞻精神与行动力都弥足珍贵，更难得的是，丁文江兼具了这两种特质。章鸿钊后来这样感叹：“丁先生是偏于实行的。往往鸿钊想到的还没有做到，丁先生便把这件事轻轻的做起了。这不单是鸿钊要感激他，在初办地质事业的时候，这样勇于任事的人，实在是少不得的。”

丁文江竭力想为学生们寻找更多优秀的老师，他还打算邀请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的德国教授梭尔格（Friedrich Solgar），尽管有些人认为这实在不是个明智的选择。他们觉得梭尔格非常傲慢，脾气很坏。不过，丁文江与梭尔格交谈了几次，又结伴外出考察，通过这些接触，他确信梭尔格很专业，而且可以合作。

他也并不一味地迷信外国专家。北大还有一个德国教授，带着一份井陉煤矿的地质图到地质研究所应聘，宣称是自己画的。不过，丁文江一眼就看出，他大概是把李希霍芬早年绘制的一张旧图放大了来冒充，于是断然拒绝了这个德国人。

又过了一年，丁文江终于等来第三个精通地质学的中国人，从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归来的翁文灏，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主要研究地质、岩石和古生物。经章鸿钊引荐，丁文江与翁文灏一见如故，后者放弃了煤矿公司的聘书，加入地质研究所。“一战”爆发后，梭尔格应征入伍（后在青岛被俘），所幸，翁文灏的到来帮地质研究所缓解了教学压力，因此，章鸿钊把他誉为“本所最有功之教员”。

自此，丁文江、章鸿钊与翁文灏三驾马车并驾齐驱，为中国地质学界奠定了基础。

中国地质科学创始人，左起：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

在北洋政府臃肿的官僚系统中，丁文江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许多政府部门花费重金招募外国专家，可是，由于行政官员不学无术，根本不知道该怎样让这些外国专家发挥作用。农商部高薪聘请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就是其中之一。

安特生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niversity of Uppsala）地质学教授兼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还曾担任世界地质学大会秘书长。他能被北洋政府任命为矿政顾问，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更因为他的祖国属于“少数几个对中国没有野心的西方国家”之一。他也不负众望，接受聘书不久，就在河北宣化的龙关山和烟筒山等地发现了储量惊人的铁矿，因此受到时任大总统袁世凯接见，后来又被黎元洪授予“三等嘉禾章”。然而，勘察铁矿的过程中，他却对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各种古生物化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当丁文江发出邀约，安特生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两人皆拥有广博的视野，对田野考察满怀热忱，彼此惺惺相惜。

几年过去，丁文江终于不再孤独，终于可以欣慰地感叹：“一所之中，有可为吾师者，有可为吾友者，有可为吾弟子者，学不孤而闻不寡矣。”

“十八罗汉”

学术领袖的视野，往往决定着一家研究机构乃至一个领域的格局与命运。

丁文江等人为地质研究所设置的课程，不仅仅局限于地质学、地理学、岩石学和矿物学，还涉及动物学、古生物学、冶金学、机械学、测量学，甚至照相术，他们试图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并着重培养实践能力。

翁文灏

强化田野考察是他们的共识。地质研究所规定，教师必须半年从事教学，半年外出考察，这样才能教学相长。丁文江坚持，“登山必到峰顶，调查不要代步”。翁文灏则强调，中国地质学界如果想要迎头赶上，“惟有担斧入山，劈荆棘斩榛莽”。丁文江、章鸿钊和翁文灏分头带领学生外出进行地质考察或测量实践，指导他们撰写考察报告，短则三四天，长则十余天，足迹从京郊蔓延到河北、山东一带。他们的背囊里一直携带着铁锥、指南针、倾斜仪、放大镜和小刀。气压计和望远镜也是必备的仪器，前者用来测定高度，后者用来观察环境。丁文江对学生还有更严格的要求，不仅要善于观察，认真采集标本，更要勤于记录，通过步速或步数来估算距离，每晚必须整理笔记，绘制地质图。如果学生爬山时赶不上他的脚步，他就会大声唱歌或者朗诵诗词来鼓舞他们。他希望大家在考察过程中学到的不只是技能，更是相互协调合作的精神。在他们的引导下，尽管这些学生只学了三年地质学，却都积累了丰富的田野经验。

这些年轻人依然用毛笔书写调查报告，誊抄在笺纸上，但在竖排的工整小楷中间不时会跳出英文术语和人名。他们还在调查报告里绘制了图片，小到标本，大到地貌，都如实地予以还原与分析。谢家荣和赵志新把各自采集的矿产标本放到显微镜下，再把观察到的形态描绘在纸上，并涂上颜色；赵志新甚至标注了石英、长石、绿泥石、磁铁矿和皓石在绿泥片麻岩中所处的位置；周赞衡手绘了杭州附近的地质剖面图；而李学清则用三维立体的形态绘制了山脉褶皱的方向图……尽管老师的评语和批注颇为严格，但他们对这些年轻人的成长显然很满意。

1916年，地质研究所教员和卒业生合影，前排为翁、章、丁三人

1916年，地质研究所有18人成绩合格，获得毕业证书——他们被戏称为中国地质学界的“十八罗汉”，地质研究所因此被视为“中国科学上第一次光彩”，却也就此完成了使命。此后，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的工作重心都转向了地质调查与研究，而以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学清等人为代表的“十八罗汉”也被悉数网罗进地质调查所，多年后，他们将成为中国地质界的中坚力量，主持着中国最重要的地质学机构，包括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的地质系。

丁文江兴奋地宣布：“我已经有了一班人能登山涉水，不怕吃苦。”作为中国地质界剧变的见证者，安特生也间接澄清了李希霍芬40年前的质疑：

一般的中国上流社会人士都不喜欢劳动，著者以曾和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士一同旅行的资格，敢在这证明，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出门已完全不用轿子，而且十分明了野外地质学家的唯一行动工具只是两条结实的腿。

1919年丁文江、梁启超等人考察欧洲

地质研究所停办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却重新开张。1917年，蔡元培主持北大，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陈独秀被任命为文科学长，一大批明星学者、作家迭现，新旧思想激烈交锋，后人遂感慨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称赞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但事实上，获益的当然不只是人文学科，不只是环绕着《新青年》与《新潮》杂志的那一批文学闯将。

几年后，丁文江突然给蔡元培带来一张满是零分的成绩单。他原本期待着能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发现新的人才，于是给这批毕业生举行了一次考试，却失望地发现，许多学生甚至无法准确地鉴别出岩石的种类。他正告蔡元培，地质教育亟待改革。蔡元培立刻虚心地向丁文江请教，丁文江则向他举荐了两位人才。

一年前，丁文江曾陪同梁启超访问欧洲，顺路拜访了多位地质学家，一面向欧洲和美国的学术界介绍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一面为中国地质学界招揽了两位杰出的学者，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研究采矿和地质学、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的李四光，以及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葛利普，都将接受北大地质学系的聘书。

丁文江对李四光尤为关心。他担心李四光回国后生活清寒，先安排他到农商部矿政司第四科工作了一段时间，以便在北大开学前能领取薪水养家糊口，后来又帮他谋求了北京图书馆副馆长的兼职。这是丁文江的待人之道，一直无比热诚，无微不至。

中国地质博物馆中的一幅拼接照片，左起：高振西、李四光、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安特生、裴文中

随着葛利普和李四光的到来，北大地质学终于夯实了基础，从此脱胎换骨。四年后，丁文江已经敢于宣称，北大的地质学教育和西方大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在田野考察方面，甚至超越了除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西方研究机构。毕十年之功，他终于可以自信地回应李希霍芬的“偏见”。

（本文摘选自书中《地质调查所：书生担斧入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