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车站史：作为公共空间的近代铁路》

[日]原田胜正著

叶晓瑶译

方寸 | 社科文献出版社

铁路是近代文明的重要象征，它为人们带来了不受限制的、平等的移动自由。作为铁路与城市的“接口”，铁路车站也成为近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公共空间。

明治初年，响彻新桥站的一声汽笛，拉开了日本近代化的帷幕。以横滨站和东京新桥站的出现为开端，车站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往来车站的每一天”成为新时代的象征之一。同时，作为城市枢纽和住宅区中的重要公共空间，车站不仅影响着城市的面貌，还控制着人群和信息的集散。正是在这种集散中，近代社会的“公共意识”得以逐步确立。

本书从选址、城市规划、建设等多个角度，佐以文学著作、纪实作品和调查报告，追溯日本近代关于铁路车站的共同记忆。

>>精彩试读

漱石的困惑

他们见到的车站，尤其是大城市的终点站，其规模之大，发车之多，集散人流之纷至沓来，无论哪一点都可以被看作近代文明的象征。想来，多年之后夏目漱石去往英国留学时应该也有相同的经历吧。漱石乘船抵达意大利那不勒斯，随后再次坐船至热那亚，从这里乘火车去往巴黎。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10月20日，围绕自己在车站及列车上张皇失措的经历，漱石写下了日记：

早上八点半，乘坐火车从 Genoa（热那亚）出发。乘坐旅馆马车到达停车场，场内很气派，完全不辨方位，急得团团转，委实可笑。火车终于进站，上车时到处都 occupied（满座），实在无计可施。最后终于找到了Cook（库克）的agent（负责人），可以用英语求助……（《漱石全集》第十三卷）

当时，英国的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旅行社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开了办事处。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漱石在困惑中找到库克的办事处，因为好不容易可以用英语便一个劲儿拜托旅行社的身影。由于这时候乘客很多，所以最终他被安排上了临时列车。但是，坐那趟列车必须在都灵换乘，所以漱石有些“一言难尽”。

虽然在都灵换乘了，但是因为位子上还是挤满了人，同行的5个人就分开入座了。“在这些人中我是到最后都被红帽子牵引着的那一个，多数时候都茫然若失，左右彷徨。” 穿过弗雷瑞斯铁路隧道后，进入法国，在莫达讷要检查行李。漱石与外面正在检查的一个人点头致意后，取了行李下车，他不知道其实是在车内检查，张皇失措。等他折回的时候，座位已经被“不认识的人”占了，他只有站在走廊里。车长见状给他指了隔壁车厢的一个空座位。入座后，他觉得“同座的六个家伙好像总是在说我的什么坏话”。于是“我也不甘示弱，权当耳旁风”。到达都灵是下午四点半，在车上过了不愉快的一晚后，于翌日早八点左右“总算到达‘PARIS’（巴黎）”。

第一次“入洋”的夏目漱石描写了令人感到困惑的车站、车站的咨询处及国境车站的海关检查处等。即便是5个人同行的时候，也是“不习惯火车杂沓纷乱的我们‘慌慌张张’，只觉得是穷途末路”（《给镜子夫人的信》，《漱石全集》第十四卷）的模样。

夏目漱石

另一个“文明开化”

在伦敦安定下来之后，漱石在给夫人的信中提到了欧洲民众行为处事的方式：“火车上如果没有座位，即便是看上去下等的劳力也会给你匀出个位置。在日本，却还有一人占据两个位子而扬扬自得的蠢货。（中略）火车上的行李之类是直接扔到‘PLATFORM’（站台）上各自拿取的，很随意。”

对漱石来说，从站台之类的地方拿取行李时的规矩与行为作风也是可以看出“文明”水准的。后来向人们讲述“由内而外的开化”必要性的漱石，想来是刚到伦敦的时候，就从在列车和站台上看到的各种行为举止中注意到日本人不讲礼仪了。到底是漱石，从这些地方就能看出文明的“落差”。我们也可以从中得知，当时作为公共设施的铁路车站及列车，已然成为人们可以互相确认各自权利的场所。

漱石在检查行李时慌忙下车之后，有人坐上了那个空位，对这个人来说“拿着行李出去，就代表先前的人放弃了拥有这个座位的权利”，这让漱石明白自己没有任何申辩的余地。与之相应的，是当座位上还有余地的时候，缩小自己占据的空间让无座的人坐下。这些都是围绕权利产生的行为。漱石明确地意识到，这些权利观念已经通过车站及火车在人们之中建立起来。

在幕府末年明治初年的三四十年间，多位像夏目漱石这样，带着惊讶与困惑，从车站与列车、人们的社会性行动中审视近代社会的人际关系，进而思考文明形态的人物诞生了。以这样的视角来看，车站作为出行所需的公共空间，成为人们相遇、分别，有时相互亲近，有时相互对立的场所。在那里，人们不会因为人格、财富、身份或性别而遭遇歧视。

Public Space 的含义

日本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单独讲述某个车站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光是铁道部内部，许多其他机构也出版发行了各种各样的车站史读物。随后，基于社会背景对车站历史进行定位的观点日益突出。

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出现了站在社会学等立场，以新的视角凝视车站的尝试。其中，共同体议论开始兴盛，将车站及站前广场重新定位为“公共场所”的看法占据了主流。日本交通文化协会主办的定期刊物《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于1982年创刊，创刊之际，以《明日车站》为题，出版了有奖论文大赛的入选作品。

就像夏目漱石所说，近代日本的public意识非常薄弱，这个说法很确切，直到今天也是。想来，将public翻译为“公”的时候，或许已经偏离了它原有的意思。“公”的字义当中一开始就包含着古代父权君主制国家的社会意识。所以，把车站重新看作public space，就可以再度审视现代社会里社会意识的样态与社会性行动、人际关系的样态，这是一项对现代日本社会来说特别有意义的工作。

此外，在铁道史领域，去除经济史、政治史和文化史这些学科间的藩篱，建立综合性视角的势头愈发明显。1986年出版发行的《铁道与文化》是以谈话形式将铁道史学会成员感兴趣的话题与视角集结起来的著作，可以说是一本提出问题的书。我曾经以交通史研究会的学会报告为基础，总结过一篇题为《铁路的发展与车站》（交通史研究会，《交通史研究》第12号，1984年12月）的论文，随后又得到了以车站为主题写一篇文章的机会。之后，我就在了解上述国内外成果的基础上，开始考虑以新的视角把握铁道史。虽说如此，对于近代史专业的我来说，这个工作就是将车站置于日本近代化过程这一背景下来考量。

从车站中，久米邦武看出了近代文明的象征，夏目漱石对近代社会人际关系有了感悟，将这样的车站放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重新审视，会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不能把视角仅仅停留在将近代化看作工业革命的成果上了，夏目漱石所在意的建立近代市民社会的近代化视角也是不可或缺的。我想从这样两种视角出发，来构建车站作为公共空间的“车站的社会史”。

>>作者简介

原田胜正（1930-2008）

1930年生于东京。195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专业为日本近代政治史、铁路史。1961年起受日本国有铁道总裁室修史课之托，编纂《日本国有铁道百年史》。曾任和光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和光大学名誉教授，并担任铁道史学会首任会长。著有《铁道讲述的日本近代》《日本的国铁》《蒸汽车与电车的社会史》等。